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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情意，不为亲眷谋私
书名： 跟毛泽东学为人处事 作者： 陈冠任、杨英健 本章字数： 4357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0

人总有三亲六故。毛泽东在作为伟人的同时，也是为人亲眷、为人故友。如何对待亲友，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特别是在他成为执政党的领袖，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大权在握以后，他仍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亲友的密切联系和情谊。然而，他爱亲友，却从不为亲友谋私；他重情意，但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始终严守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原则。

一、坚持原则，不谋私利

毛泽东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坚持原则，不搞任人唯亲。

1949年，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解放，乡亲们无不欣喜万分。大家听说，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主席带领中央机关已经迁移北平，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成立了，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不少亲朋好友纷纷来信祝贺，也有一些人抱着出人头地的希望，来信提出种种要求。38年前曾与毛泽东在辛亥革命中共过事的毛煦生来信，就说他希望进京做事。接着，毛泽东的几个表兄弟也来了信，有的要求毛泽东推荐他们参加工作，有的要通过毛泽东介绍别人进京参加工作。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说话安排几个人参加工作，那是非常容易办到的事情。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向他说：“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或朋友，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介绍就参加工作了。”然而，毛泽东却想到自己是党和国家的主席，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我们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章法，我们决不能像蒋介石，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们如果也那样搞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决心要树立一种无产阶级的新风范。一天，他对身边的秘书田家英特意交代了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原则。他坚毅地说：“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田家英领会了毛泽东这番话的基本精神。但是他想，这样处理一般人的来信，还好办，遇到特殊的情况怎么办？恰巧，在别人来信的同时，毛泽东的至亲——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也来信了，而且信上说已经准备好就要动身进京了。

这可叫田家英同志为难了。

因为毛泽东与杨家可不是一般的亲友关系。

除了毛泽东和杨昌济、杨开慧的关系外，再说妻兄杨开智。杨开慧被捕入狱，他费尽心机设法营救。杨开慧牺牲，他又冒着风险收殓尸体，并委托族兄杨秀生出面，办理棺木，掩埋了她的遗体。尔后，又设法营救她的三个孩子。这还不算，1938年杨开智、李崇德夫妇，又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杨展送往延安，让孩子继承她姑妈杨开慧的遗志，完成姑妈未竟的事业。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杨展在抗日战争中，在1941年同敌人进行反“扫荡”的斗争中壮烈牺牲。对女儿牺牲的这个消息，杨李夫妇直到1949年长沙解放才知道。

对这样一个为革命曾做出无私奉献，给予许多支持的家庭，对这个家庭中的一位重要成员杨开智应如何对待呢？今天，革命胜利了，他提出进京找一个工作，难道不应该吗？难道是什么出格离谱的事吗？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是田家英想象不到的，不过也应该是他预料之中的，毛泽东仍是毫不含糊，对他说：“坚决照章办事。”

这不是毛泽东无情无义，更不是忘恩负义。而是他有着一位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但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这就是毛泽东处理与亲朋故交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杨开智要求来京参加工作的事情处理过后，还有两件类似的事情，同样反映了毛泽东处理亲朋故交的原则性。

第一是毛泽东的一个表兄给毛泽东写信，要毛泽东出面给胞兄文运昌介绍个工作。毛泽东外祖父家有8个表兄弟，从小相互关系都很好。文运昌是位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人，他既是毛泽东8个表兄弟中的一个，又是毛泽东16岁时到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引见人和担保人，曾经向毛泽东推荐介绍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他在引导毛泽东接触新思想上起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由衷地称赞他，感恩他。对这样一个表兄，提出要找个工作坚持照章办事，又该怎么对答。毛泽东坚持的还是那条原则：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他毅然回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回绝了。

第二是毛泽东当年的一位同窗好友，此人叫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后来两人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关系非同一般。解放后，毛泽东虽日理万机，还曾三次亲笔给毛森品写信，互问长短，交流情感。他还从自己的工资里抽出钱来，几次周济毛森品。然而当毛森品提出请毛泽东给他介绍个工作时，却也被毛泽东回绝了，他委婉地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一朝天子，一朝臣”。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凭他的功绩，论他的权力，要为亲友解决一两个诸如就业、升学、入党之类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毛泽东却没有这样做，他始终严守党和国家的政策原则和组织程序，清德垂范，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不仅充分体现出如天、地、日、月一样的无私，而且表现出一个领导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立场。

二、爱亲友，关心亲友

毛泽东是很重感情的，解放后他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但他对亲朋故旧仍十分眷恋，百忙之中挤时间给他们写信，关心他们，甚至寄钱赠物，在经济上、物质上给他们许多人以帮助，表现出对亲友们的挚爱之情。

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解放后仍健在的亲人已为数不多，毛泽东对他们十分珍重。

堂婶陈氏，亦即毛泽建烈士的母亲。毛泽建牺牲后，其母亲受尽了苦难，好不容易把几个儿子都拉扯大。毛泽东对这位婶母十分尊敬。当堂弟毛泽连到北京时，毛泽东关切地问到婶母的情况，并在他们走的时候，捎了钱、衣服、鞋袜和补品给婶母。后来听说婶母患病，毛泽东马上托人带了100元钱给婶母治病，后又补寄了200元。婶母病逝后，毛泽东十分悲痛，负担了婶母的全部丧葬费用。以此来表达自己做晚辈的一点心意。

另一位婶母邹氏，1954年到达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家里热情接待了她。当年近八旬的婶母刚到门口，毛泽东便迎上前去喊：“婶母，您好！”并亲自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年事已高、行走不便的小脚婶母缓缓走上台阶，走进会客厅。

毛泽东设宴款待了他们，他频频为婶母敬菜，并深情地回忆说：在大革命时期，有一次，回韶山调查，婶母看到我脚上的布鞋破了，连夜赶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后来，当他注意到婶母生活不宽裕时，但赶忙给了堂弟200元钱，嘱咐他为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体。

对堂弟毛泽连等人，毛泽东多次接他们到北京治病，经常从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接济他们。湘乡外祖父家，毛泽东有8个表兄弟，相互关系都很好。解放后，毛泽东曾多次给他们写信，并多次接他们到北京做客，寄钱赠物。

早在1949年10月开国大典过后，毛泽东就向由家乡进京与他会面的堂弟毛泽连详细询问了外婆家亲人尤其是表兄文运昌的情况，并请毛泽连捎去信件和礼物，转达对外婆家的问候之意。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文运昌：“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信发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他思亲心切，担心文运昌收不到，又分别写信给其他几位表兄弟，多次询问文运昌的情况。直到文运昌复信给他，他才放下心来。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亲姨表哥，又是毛泽东在一师时的老师。他曾对毛泽东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学业上教诲，对他的革命活动也尽力支持。当毛泽东在一师因掀起驱赶发动校长张干而面临被开除的情况时，是王季范等老师极力反对才迫使张干收回成命。当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几次被反动军警追捕时，都是王季范救援掩护才渡过难关。所以，当1951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握住王季范的手的时候，他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1972年，王季范在北京逝世，毛泽东献了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故旧，毛泽东也是十分怀念。

陈玉英是1926年至1931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家的保姆。1927年杨开慧同志被捕时，她也一同被敌人关进了监狱，在牢狱中她与杨开慧母子相依为命，坚贞不屈。杨开慧牺牲后，她带着岸英逃出来。解放后，毛泽东对陈玉英一直很关心，多次写信询问她的生活，经常给她寄钱，并接她到北京居住，还把她女儿从乡下接到长沙读书，给其女儿寄学费，买衣物。毛泽东常说：你同开慧同甘共苦，今天见到你，就像见到开慧一样。

毛泽东不仅对与自己有血肉亲情、患难之交的至亲十分亲密；对一般的故旧也非常关心，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极重人间真情的高尚情操。

三、淡淡相交，了解民情

毛泽东不仅爱亲友，关心亲友，同时，他在与亲友的交往中注意了解民情，把与亲友的交往作为了解民情的一个渠道，这是毛泽东在与亲友交往中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毛泽东与亲友的书信交往中，很多信一开头就是“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或“承告乡情，甚感”。向亲友了解民情是毛泽东与亲友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

1953年，曾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共韶山慈悦支部书记的毛月秋同志写信给毛泽东，要去京为毛泽东60岁祝寿。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表示欢迎他来京，但毛泽东指出：“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们来京一行。”并要毛月秋邀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毛锡臣，表弟文东仙一道来京。同时，在信中毛泽东还要他们请韶山、石城两地区、乡党和政府负责人将当地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带来，“作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信最后还叮嘱他们，不要带任何东西，并希望他们10月下旬抵京。

毛逸民在1950年是毛泽东家乡湘潭县第三区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毛泽东曾致信于他，希望他常常来信，告以乡中情形。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的同窗周世钊先生，解放后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常去人省各地考察。当他将考察情况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致信曰：“省察情形，尤为有益。”

亲友们在向毛泽东介绍乡间民情的同时，也有的希望毛泽东能直接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对此，毛泽东则明确表示：“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有些人把自己的职权作为为亲友谋私利的手段，而毛泽东却把亲友作为自己了解民情沟通人心的渠道，两种做法体现出不同的权力观，更表现出了毛泽东的领导智慧和无私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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