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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志同道合，生死相依
书名： 跟毛泽东学为人处事 作者： 陈冠任、杨英健 本章字数： 910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0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既具有一代伟人的优秀品格，同时也富有一个普通人的人情冷暖。婚姻是家庭生活的起点，它对于人的生活、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作为一代伟人同时又是一名凡人的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爱情婚姻生活。毛泽东15岁时，父亲曾强迫他与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罗氏姓女子成亲。据毛泽东从未跟她同过房。以后他有过杨开慧这样志同道合、对他无比体贴、对他的事业无限忠诚的爱侣，并为她壮烈牺牲而泪雨倾盆，终身不能忘怀；他曾获得贺子珍这样枪林弹雨生死相依的爱情，也为之生生离别而郁郁伤感，永久深深地遗憾；他也接纳过江青的爱慕和追求，领略过她的温存和艺术天赋，然而，她不可抑制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更使他气恼伤神，并多次对之愤然斥责。

毛泽东的爱情生活和他的事业一样，是曲折多磨的。他有许多常人难以体会的苦衷。

一、相爱定情，星沙共许

1986年新版的《毛泽东诗词选》，第一篇《贺新郎》一词是写给杨开慧的一首爱情词。词写得情真意切，扣人心扉。杨开慧就义后，他写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这样沉重的词句；为答友人，他谱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千古绝唱。后来，他应邵华、毛岸青的请求，把这首词写给他们的时候，把“我失骄杨”写成了“我失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毛泽东为杨开慧留下的词章不下三首之多，都深深表达了他对杨开慧的真挚的爱情和无限的怀念。

杨开慧，号霞，字云绵，1901年11月6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曾留学日本、英国9年。1912年回国后，湖南军阀谭延闿请他当教育厅长，他断然拒绝，而“自避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树柱长天”，到学校任教，以培养救国救民人才为己任。杨开慧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对杨开慧寄予殷切期望，要求她：留心国事，认真读书，长大救国。在封建统治昏庸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纷纷蚕食中华的年代，杨开慧从小就耳闻目睹劳动人民所受的重重剥削和悲惨生活，她从小就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并为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所鼓舞，立志救国救民。

杨昌济先生从国外回来，将全家一起迁到长沙。青年毛泽东也到长沙一师求学，拜杨昌济为师。他与蔡和森等经常到杨先生寓所求教，自然也就结识了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

开始，当杨昌济同学生们交谈时，杨开慧常待在一旁，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听。后来，她逐渐加入他们的议论。杨昌济对这个聪明的女儿很是看重，对她的介入也极为赞许，并不时向毛泽东等学生推荐女儿的学问。时间一长，杨开慧自然成了这批学生中的一员，他们一起议论时事，抨击时政，并互相传阅笔记，交流心得体会，彼此之间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批学生中，毛泽东年龄较大，思想也较为激进、深刻，因此他给杨开慧的印象也最深。杨开慧除了向他学习一些思想方法外，也不断接受他的一些生活方式。如她坚持洗冷水浴，行深呼吸，常吃硬食等体育锻炼的方法。她还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所阐述的中心思想。

在相互的交往中，两人的感情交流逐渐升华，日趋成熟。严肃的杨先生终于发现那种借眉目交通的感情。他没有责难任何一方。他珍爱女儿，也喜欢这位激进、睿智、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他是喜欢看到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日渐接近的。有时他与学生讨论问题，女儿悄悄地进来，默默地坐在一角的藤椅里倾听。对此杨先生并不反对。而毛泽东这时就会表现出格外的精神振奋，思想敏锐，讨论也显出异常的热烈和深刻。

“润之，小女向我推荐了你的一篇文章，《体育与研究》。”有一次杨昌济对毛泽东说，他说着，看了女儿一眼。杨开慧脸色微红，垂下眼帘摆弄衣襟。他又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道：“我看了。‘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讲得好。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迸发出来。”

毛泽东谦逊地笑道：“那是去年写的，是受先生的影响，还很幼稚。”

“嗯，‘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从《心之力》发展到这一段论断，这是你个人研究经历的成果。”杨昌济赞许地点点头，略一沉吟，换一种疑问的口气：“不过，你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这里的意思……开慧，你是怎么看？”

似乎杨开慧的回答与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有什么重大关系。杨开慧沉默了片刻，轻声细语道：“人家用枪炮打来了，你不用枪炮对付又怎么办？体不坚实，见兵而畏之……我看这个道理不错。”

毛泽东深深望着杨开慧，然后移开目光，重新面对他的先生。这样与杨开慧的心相通，被共同的血管所连通，血脉共同跳动着的时刻很多，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炽烈。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全家北上，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8月中下旬，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杨昌济推荐他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馆员。毛泽东住在景山东吉安东夹道7号，相距不算很远，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这时的杨开慧已是17岁的少女，身处异地，两人更是情真心深。毛泽东要赴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这年4月，毛泽东转道上海回到湖南。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京，有时候就住在杨家，公开了他与杨开慧的亲密关系。

1920年初，杨昌济去世后，杨开慧扶柩南下，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不久便从板仓来到长沙城，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了福湘女中。1920年7月，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到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找到了杨开慧。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他工作，杨开慧一口答应。这年冬天，两人便同居结婚，寒假相约到板仓过春节，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俩人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

婚后，杨开慧继续在校学习。每逢假日，便从学校出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1921年秋，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毛泽东的活动，她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清水塘，自己则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1921年8月，毛泽东曾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利用自己担任了学联干事的身份，筹集经费。自修大学为早期共产党起到了培养干部的作用。何叔衡、毛泽民、罗学瓒、夏明翰等人，当年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当时图书馆内还设有秘密阅览室，藏有《新青年》、《先驱》、《赤光》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1922年10月，杨开慧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毛岸英。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婚后的第一次别离，平添了毛泽东的许多离愁别绪，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贺新郎》的词：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霞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在这首词里，毛泽东截取了他和杨开慧爱情生活的一个断面——临别道情，将写景与抒情相结合，情真意切，扣人心扉。词分上、下阕。词的下半阕最后三句，使人得见一对年轻的恋人从此就要天南地北地分离，他们的心被痛苦所煎熬。但不管现在的离别带来多少愁和恨，为了事业的需要，必须忍痛割舍，等待将来重聚时，再像比翼齐飞的鸟儿一样，高飞云霄。把“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这种自然界的巨大力量，用来比拟斗争风暴，更加重了割断个人“愁思恨缕”，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豪情壮志，表现出非凡的气势。

1924年夏，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毛岸英和刚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来到上海。毛泽东到码头上等候，结束了梦牵魂绕的两地生活，得以“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底，毛泽东因与陈独秀意见相左，加之身体不好，回韶山养病。杨开慧也第一次来到韶山冲，协助毛泽东办农民夜校，搞调查，并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不久赵恒惕再次通缉捉拿毛泽东。脱险后，全家先后到了广州，住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杨开慧继续担任联络工作，与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过从甚密。北伐开始后，杨开慧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后来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也凝结了杨开慧的心血。

1927年2月，毛泽东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不久杨开慧又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

4月27日至5月6日，中共五大就在武昌召开。由于与陈独秀的意见继续相左，毛泽东又一次“赋闲”。杨开慧陪同默默无语的丈夫登上了黄鹤楼。看万里长江，烟波浩渺，毛泽东用厚重的诗篇，表达了两人此时此刻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花，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和毛泽东一起由武昌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板仓老家。不料这次分手竟成了两人的永诀。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他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经过不少周折，直到1928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开慧手中。她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所在地的方向，也更增加了牵肠挂肚的思念。她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讲述了离别后的无限情思，也汇报了板仓地区的斗争形势，一直写到天明。她把已经存下的盐巴、药品放进几个竹筒里，并把要送去的文件和这封信，一并交给地下交通员。

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艰苦的，再加上关山远隔，音讯不通，杨开慧的心情日益惆怅不安。1928年10月，她写下了《偶感》诗一首：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1930年8月，红军撤出长沙后，湖南省清乡司令何健悬赏大洋1000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情况越来越紧张，形势越来越险恶。1930年10月中旬，杨开慧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毛泽东8岁的儿子毛岸英。

在狱中，杨开慧经受了各种形式的威逼利诱，反动军阀甚至只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马上可以获得自由。但都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敌人施尽毒计，一无所获。1930年11月14日下午一时，杨开慧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她怀着对毛泽东的祝愿，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将满腔热血洒在识字岭上，却不曾掉下半点悲哀的眼泪。

杨开慧死后，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收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毛泽东从报上得到噩耗后，当即寄信给杨开慧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等字。全国解放后，他在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时，曾说过：“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在接见他们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经过和狱中情况，并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1957年11月，毛泽东词赠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此词已广为人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该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骄杨”，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诚挚的追恋与思念。

二、患难与共，枪林弹雨有真情

贺子珍是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是江西永新县人。学生时代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北伐军到达永新，建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又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是县党部委员、妇女部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永新县的右派夺了权，贺子珍等共产党人联络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暴动成功不久，遭到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暴动队伍不得不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井冈山，从此，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共同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爱情是在永新县的塘边村开始的。虽是“塘边”恋，却非柔情时。那是1928年6月，红军第三次攻打永新后，按照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的指示，贺子珍带领一支工作队到西乡塘边地打土豪分田地。不久，毛泽东也来到这里，调查分配土地的情况，以便制定一个统一的土地法。他们都住在一个贫农老婆婆家里。工作中，贺子珍得到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她深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对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帮助。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

一天，毛泽东正在同贺子珍分析调查材料时，突然枪声大作，一支外县的地主武装四五十人正为捉拿毛泽东而来。意外的情况使贺子珍慌得没有了主张，而毛泽东却沉着冷静，机警地指挥群众上了山。敌人进村见村子里空无一人，知道群众早有了准备，于是抢掠了一阵便走了。大家安全脱险。自这时起，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敬慕之情更深了，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一次又一次闪现，要是能永远在毛泽东身边，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导，该多好啊！毛泽东面对贺子珍的爱，坦诚地告诉她：他已经34岁，结过婚，有3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因关山阻隔，国民党封锁很严，已经久未通信，音信全无。有人传说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也不知是真是假。贺子珍为毛泽东这种抛妻别子、舍家为革命的精神所感动，敬佩之余更增加了几分爱慕之情。就这样，他们走到了一起。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没有宴请，只是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下。

毛泽东与贺子珍共同生活的10年，是革命条件极为艰苦的10年。枪林弹雨袭击，辗转流离的迁徙，还有劈头盖脑的批判和毫不留情的撤职，一齐向毛泽东和他的家庭袭来，是他们的理想和恩爱战胜了这一切。

婚后，毛泽东与贺子珍十分恩爱。长征途中经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时，妇女连的同志用麦糠做了一些饼，贺子珍舍不得吃，全都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舍不得吃，又给贺子珍送回一半。在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里，贺子珍曾生下几个孩子，毛泽东尽了最大的努力照顾她。1932年贺子珍在长汀生下第二个孩子，产后没几天，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香菜，得了中毒性痢疾。毛泽东从宁都赶到长汀，亲手为贺子珍熬鸡汤。长征途中，贺子珍又生下一个女婴，正在这时，部队缴获了一批云南火腿，每人分得一份。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份送给了贺子珍。当时生了孩子只能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毛泽东怕贺子珍伤心，总是劝她：“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再来接他们。”

长征途中不仅条件极为艰苦，战斗也十分频繁。一次贺子珍在敌机轰炸时，为了掩护伤员，身负重伤。当时正遇上红军要抢渡赤水河，毛泽东一刻也不能离开指挥岗位，无法分身去看望她。但他把傅连暲医生派去为贺子珍看病，贺子珍感到自己为行军增加了麻烦，要求留在当地老乡家，毛泽东坚持“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

贺子珍是一个要强的人，她不甘心做一些管文件、抄材料的工作，而愿意轰轰烈烈地带兵打仗。毛泽东给她讲解党的机要工作的重要，要她安心党分配的工作。考虑到贺子珍的追求，1929年下半年，毛泽东安排贺子珍到福建上杭师范学校学习。到延安之后，又同意她到抗大学习。

贺子珍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时期，大部分时间也是毛泽东“走麦城”的日子。1929年，“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着眼于打大城市，而认为边界的武装割据是保守观念和失败主义的表现。这样，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会上，毛泽东处于孤立地位，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接踵而来的是1932年10月，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给毛泽东加上“不服从中央”、“右倾保守”等罪名，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1933年初，“左”倾路线对毛泽东的围攻升级，在全党开展的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名义下，将一批拥护毛泽东观点的同志统统扣上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解除了职务，受到审查。而毛泽东由于主张联合国民党十九路军共同抗日，“左”倾路线给了他留党察看的处分。长征之初，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某些负责人继续冷落毛泽东，把他编在马夫、挑夫和担架员的队伍中。

毛泽东的这段“走麦城”时期，都是贺子珍陪着走过来的。每当遇到这些不痛快的事情，他们总是相互勉励、相互体贴和关心。1933年初，因为毛泽东的“问题”，贺子珍管理机要文件的工作也被剥夺了。毛泽东劝慰她：“不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并不无歉意地对贺子珍说：“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贺子珍也总是安慰他：“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你是对的。”“王明路线打击你，可是人民拥护你、相信你，你并不孤立。”

毛泽东的爱使贺子珍坚定地和他走过了这段坎坷，并且同大家一起胜利到达陕北。尽管延安的生活也是艰苦的，但相对长征来说，还是稍微好一些了。然而生活的波折又一次无情地袭击了他们。先是贺子珍不愿意整天守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愿意当家属，我要同大家一样，做公开独立的工作。”继之，习惯于在一切问题上都与毛泽东一致的贺子珍，又过分看重甚至夸大了她与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的不一致。

1937年底，她生出借道西安转赴上海看病、和毛泽东暂时分开一段的念头。毛泽东极力挽留她，并且用自己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而其中的一种情况就是长征途中听说贺子珍负了伤，要不行了，落下了伤心的眼泪的肺腑之言挽留她、感动她。但贺子珍执意要走。到了西安，毛泽东又托人捎去口信，请她回延安，还捎去了她的一些用品。这时上海已沦陷，于是贺子珍决定去苏联。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去口信，要贺子珍回延安。但贺子珍仍然没有响应这个召唤，她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到达苏联的同志也陆续捎去毛泽东请贺子珍回延安的口信。但贺子珍坚持要在苏联学完两年书再回国。由于在这期间江青与毛泽东结了婚，加之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贺子珍在苏联一住就是9年，受尽磨难。

1947年贺子珍回到祖国。毛泽东很快把贺子珍从苏联带回来的娇娇（李敏）接到身边，并通过李敏传递他们之间的信息和关心。每年放假，毛泽东都把李敏送到贺子珍那里去，并给贺子珍捎去一些她喜欢的东西。

全国解放后，贺子珍一直住在上海，现实的婚姻状况也使毛泽东不得不接受这个安排。

1950年毛泽东给贺子珍写信，希望她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1954年，毛泽东听说贺子珍病了，流了泪，并写信劝慰她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可是当一位外宾送给他一条名牌烟时，他只打开一包品了品味，将没有开封的九包和已经开封的一包一起包好，托人送给贺子珍。毛泽东还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贺子珍，还曾捎给她1000元，并经常托人捎去一些吃的和用的。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还曾为贺子珍治病买过一些很好很难买到的药。而在所有这些赠送品中，一条毛泽东用过的、旧的浅黄色手帕，贺子珍最珍惜，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直到去世。贺子珍也常常托人带些南方的新鲜蔬菜回报毛泽东。

关山阻不住，毕竟心相印。1959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庐山，他把正在南昌休养的贺子珍接上山，一叙离别之情。一个多小时，他们说了很多很多，而其中最伤心的要算这样两句平常话：

毛泽东：“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贺子珍：“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但是，他们的重逢受到江青的阻挠。本来他们相约第二天再见面、再谈谈。但因为江青从杭州匆匆启程驱车庐山，贺子珍只好被送下了山。然而这一次他们毕竟重逢了，20年离别的伤感在这一见之间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子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就是她长期以来悲怆心情的真实写照。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女儿娇娇和女婿孔令华怕老人经受不住这个打击，特地从北京赶赴上海，守候在她的身边。贺子珍哀痛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她派侄女贺小平，外甥女儿贺海峰，代表她到北京奔丧，在毛泽东的灵前献上心香一瓣。

江青倒台以后，贺子珍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但她生活上又遇到了新的挫折：1977年的一次中风后，得了偏瘫症，从此缠绵病榻，卧床不起。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全国解放30多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大会堂，还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她在毛泽东的坐像前，献上一个一米五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她是无愧于毛泽东战友的称号的。

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

从这则消息上看到，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是简朴的，也是隆重的，规格很高。党中央的许多负责人都送了花圈。

在贺子珍的遗体火化以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往北京。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把它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终于走完了她那坎坷不平的一生。

贺子珍与毛泽东共同生活10年，前后生了六个孩子，然而活下来的却只有娇娇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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