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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用“心”领导，创造共同立场
书名： 跟毛泽东学为人处事 作者： 陈冠任、杨英健 本章字数： 801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0

有句民谚说得好：“你对别人不放心，别人对你就不实心。”尊重下级，放手让下级独当一面去处理具体问题，是每个高明的领导者调整好与下级关系所必须坚持的原则。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和一个蹩脚的领导者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不在场的时候，许多工作也能处理得很好，而后者则总是陷于想放放不了，想管管不好，还闹得下级一肚子意见的两难境地。究其原因，主要在如何处理好放权和指导的关系。毛泽东说：“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能不能放手让下级工作，使他敢于负责，这是关系到能否调动下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方法，也是在工作中用“心”领导，处理好与下级关系的根本原则。

一、以商量口气发问，认真听取下级意见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即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又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但他在下命令时，总是以商量的口气，绝不硬性地说，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因此在50年代，来华的苏联专家看了毛泽东给下级下的那些命令、指示后，禁不住说：“这像命令吗？”

尊重下级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认真听取下级的意见，并采纳其合理部分了。让下级感到自己是被充分重视的，才能发挥下级的积极性，密切上下级关系。

毛泽东在处理问题、作出决定时，总是非常注意虚心体察群言，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进行正确的集中。在40年代，毛泽东身体不好，斯大林出于关心邀请毛泽东去苏联休养，毛泽东征求下级聂荣臻的意见。最后，他也听从了聂荣臻的意见没去苏联。

在这样的生活小事是这样，在作出每一项重大决策时，毛泽东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多次教导人们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1956年初，三大改造即将完成，我党面临着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毛泽东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次重大的调查研究工作，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经验，还认真观看了一些机器设备、仪器等实物和技术操作表演，边看边听人讲解。毛泽东当时已年过花甲，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但是，他每天都是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时才算是有一点空闲时间。他风趣地把这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毛泽东正是在吸取了大家的智慧的基础上，写成了《论十大关系》这部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不朽之作。

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这种广纳群言的做法，是密切与下级关系的良方。因为正是在这种互商互量的探讨问题过程中，彼此增进了解、心理相融。上级从下级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各种建议，下级则从上级那里得到尊重，从而使“天生我才必有用”得以实现。这样，真正体现出上下级之间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

毛泽东常说，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大家讨论归纳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喜欢自己说了算，不愿听取不同意见的人是蠢人。一个人所了解的情况，一个人的知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你只有好好同别人共同商量问题，特别是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好好商量，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得出正确的意见。

195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时，毛泽东经过南京。江渭清向毛泽东请示：在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时，我们省委考虑，是不是应该掌握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的原则。毛泽东当即表示：“这样比较科学，实事求是嘛！”

1960年，毛泽东同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一同坐火车从杭州到绍兴参观东湖农场。毛泽东向他们征求对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的意见。由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反对兴办公共食堂的同志，党内有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所以，这些省市委书记们心里有点胆怯。江渭清说：“主席，我不能讲。”毛泽东问“为什么不能讲？”江谓清说：“我讲， 要讲反对的意见。”毛泽东一再鼓励他大胆地讲，说：“你不要怕，讲嘛！”江渭清便讲了江苏省委集体研究过的关于公共食堂不能办的道理。毛泽东听了，对周恩来说：“讲得蛮有道理嘛！”当即决定要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分别到湖南、浙江去调查。后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作出了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是如此用“心”领导，认真听取下级意见，在革命战争年代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他无论在什么时期都能获得下级们的衷心爱戴，总能集中正确的意见，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归纳分析意见，形成自觉主张

对待下级提出的建议或不同的意见，领导者必须仔细考虑，认真分析。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下级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有全面的，也有片面的。领导者就要善于把各种各样的意见收集起来，经过分析归纳，成为自己的主张，这就需要领导者开动机器，动脑筋，想问题，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使人脑变成一个加工厂。毛泽东曾经借用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来启发大家要善于运用思想器官进行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学会分析的方法，他还题了“多想”二字，同全党共勉。

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全面战略反攻之时，周恩来考虑，中央应当集中到一个对指挥全局最为方便有利的地方去，这个地方他认为最好是晋察冀。但他又有一些犹豫，因为毛泽东在当初撤离延安时曾说过“不过黄河”。周恩来决定去找任弼时商量。他与任弼时全面分析了形势，说明了他的想法和顾虑后，任弼时说：“要依毛泽东同志的脾气，那是非回延安不可的。”周恩来笑着说：“问题就在这里呢。我们在杨家沟已经住了五个多月，回延安还需要一段时间，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应该集中到一个方便有利的地方去。”任弼时会意地说：“晋察冀？”周恩来深深点了点头。任弼时哈哈大笑：“你去对主席说吧，我敢肯定，也许没等你说完，他就把你的话代为说明了。”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说明了来意。毛泽东明白他的意思，近来他自己也再三考虑过这个问题。中央胜利返回延安，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但全国形势发展如此迅速，从战略上要求，是应当统一领导，并选择一个对指挥全国各战场最方便最得力的地方。他问周恩来：“那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过黄河了？”周恩来回答：“现在已经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前委、后委、工委应尽快合并。”毛泽东自语道：“就是要离开陕北……”又问周恩来：“你看我们应该搬到什么地方去？”周恩来在地图上指了一下：“晋察冀比较合适，地区适中，太行山区又一直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跟陕北是一样的。”毛泽东听了，决心以全局为重，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渡过黄河，来到了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汇合到一起。

1947年6月，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大军相继挺进中原，把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在中原战场配备了80个旅的重兵，妄图迫使解放军从这一要害地区撤回去。这一年年底，毛泽东曾计划让粟裕率领部队挺进到长江以南，进一步把战线引向敌人深远的后方，并吸引中原敌军20～30个旅回防江南，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从而改变中原战局。1948年1月，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他准备过江，并要求他“熟筹见复”。

粟裕经过“熟筹”，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分析了盘踞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4个主力军的具体情况，认为我军渡江南进，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军主力回防江南、减轻中原我军压力的目的。他提出：应利用中原解放区已逐渐巩固的形势，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整个战局。毛泽东对粟裕这一涉及到改变整个部署的意见极为重视。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家对一个常胜将军的器重。1948年5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并决定采纳他的建议。随后几个月战局的发展，证明了粟裕预见的正确性。

由于毛泽东注重听取下级的反对意见，虚怀纳言，从善如流，粟裕在1948年秋又提出了在济南战役之后开展淮海战役等一系列建议，其他同志如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也都积极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毛泽东立即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复电，同意进行淮海战役，并决定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10月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作战会议，确定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方案。11月1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正式开始。由于毛泽东注重听取下级的意见，使得中央军委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有许多问题要去研究处理，毛泽东就给大家出了一批题目，内政、外交各方面都有，劝下级们头脑里经常想些问题，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答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同志“开动机器”，深思熟虑，对许多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

毛泽东还鼓励下级多谋善断，并提议下级读一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郭在袁绍部下，后经推荐，他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协助曹操南征北战，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就是希望各级领导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

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他的正确，而他的正确策略和方案的形成并不是神授的，而是他重视群众意见，尊重下级的想法，善于归纳分析他们的意见而形成的。由于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因此比较周详又比较全面，更切合实际，所以他的主张所向无敌，放之四海皆准。

三、不随便干预，让下级独立工作

有不少这样的领导者，总觉得让下级独立工作不放心，事无巨细样样都去过问。结果使上下职责不清，下级无所适从，办事缩手缩脚，既挫伤了下级的工作积极性，又培养了下级的依赖心理，也必然会使有才华、有能力的下级对领导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造成上下级关系的紧张。

毛泽东对这种保姆式的领导方法十分反感。他认为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级去办，发动群众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后来他又把这一方法概括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基于这样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非常尊重下级的职权，在一般情况下，对属于下级职权范围内的事，不随便干预，而是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行使自己的职权。与此同时，他还鼓励他的下级勇于负责和开拓，他说：“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就就是经过冒险才得来的。”

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战友和下级，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对这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毛泽东在任用他时，总是用而不疑，十分信任。1947年3月，胡宗南以23万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此时身为军委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提出，在军区司令员未回延安之前，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2万余人的部队作战。毛泽东欣然同意，放心授权。在与敌周旋的激烈战斗中，彭德怀大胆指挥，当有时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尽一致时，毛泽东总是充分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支持他的战略决断。结果，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后，形势大为改观。毛泽东为表示对这位军事家的赞赏，再一次挥笔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面对着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彭德怀毅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赴朝作战。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国作战，面对的又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能否打赢这场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指挥战斗，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彭德怀发去了大量的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但这些电报指示的结尾通常都是“按情况酌定”、“酌办”这样的语句，给了彭德怀极大的自主处置权。而彭德怀一上任，就充分地行使了他的职权。在志愿军出国前，当他了解到敌方兵力后，将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的方案，改为将已集中的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全部出动。部队进抵朝鲜后，根据敌情的新变化又请求增派两个军入朝。这样由于六个军全部渡江作战，战争初期对遏制敌人的猖狂进攻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67天的战斗，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进行了两大战役，歼敌51800名，迫使美军退守于“三八线”。这时彭德怀和毛泽东在要不要过“三八线”问题上发生分歧。彭德怀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反对过“三八线”，要求实行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计划。为此，彭德怀亲自回国向毛泽东阐明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由于彭德怀的精心设计和安排，也由于毛泽东尊重彭德怀的意见，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让他充分使用自己的职权，迫使敌人坐到了谈判桌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与他十分注意发挥彭德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是分不开的。

用人不疑，大胆授权，是一门领导艺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统率千军万马的统帅，并能克敌制胜，关键在于他不随便干涉下级工作，能够充分发挥和调动下级的独创性，使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

四、宽容大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领导者的宽容品质能给部下以良好的心理影响，使部下感到亲切、温暖、友好，获得心理上的慰藉，从而放开手脚进行工作。古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领导者只有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弘气度，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下级的作用，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对待部下一直是宽容大度的，甚至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他也是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对待他们，以达到团结人或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

井冈山斗争初期，林彪散发了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反映了他和一些人关于“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右倾悲观思想。为此，毛泽东作了认真的思考，并于1930年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对林彪以及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评，指出林彪对革命形势作悲观的估量，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这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的右倾思想，其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因为他被当时敌强我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没有抓住被这种表面现象所掩盖着的实质。这种善意而客观的批评对纠正林彪及当时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8年后，林彪读到此信仍耳热心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林彪的姓名。鉴于林彪在以后的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战功，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在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把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将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毛泽东在对待王明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大度的胸怀。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王明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之火一度陷入几乎熄灭的困境，但是，毛泽东历来认为，只要弄清了是非，就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责任，包括对像王明这样犯有严重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人。毛泽东曾严厉批评王明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的无知妄说，并指出我党多次吃这种钦差大臣的亏。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却主动提议把王明以及其他几位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

为了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他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他们之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不可避免地会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带进了党内，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

尽管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做了代表们的工作，但在选举会上，他仍然十分注意，担心王明等人选不上。选举的那天，当代表们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没有走开，一直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票快唱完了，王明的票数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起身走了。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对于曾经跟随王明犯了“左”倾错误，后来又认识和改正了错误的博古同志，毛泽东也是给予团结和信任，并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在七大上，博古也被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博古同志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毛泽东在《向“四八”遇难烈士致哀》的悼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他给予了包括博古在内的遇难烈士以正确评价。这些评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客观、正确态度，也表明了毛泽东在为人处事中对下级的宽容大度的胸怀。

人无完人，孰能无错。正是因为对下级有颗宽容之心，毛泽东才获得下级的爱戴和拥护，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业才汇聚了千百万的杰出人才，毛泽东领导的事业才取得成功。

五、充分信任，毫不猜疑

任何领导者要想有效实施领导，必须取得被领导者的信任，同时，上级的信任是下级工作的动力和前提。如果下级觉得上级对自己不信任，轻视自己，常常会自暴自弃，故意闹别扭，找麻烦。在为人处事中，毛泽东对待下级是充分信任的，毫不猜疑。

1966年，武汉发生了“7·20”事件。

一天，毛泽东和杨成武在林荫道上散步。毛泽东问：“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便从武汉出不来了。”

又往前走了一段，毛泽东问：“陈再道现在在哪里？”

“不清楚。”

“你去问总理。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接着，毛泽东又说：“你报告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

杨成武迅速将主席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快把他们保护起来。

这里毛泽东对陈再道等下级的信任略见一斑。毛泽东知人惜才，他对下级充分相信，同时也获得下级的衷心爱戴。

在“文革”期间，一次中南海里有位服务员，同毛泽东很熟，她看到一些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就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朱德是黑司令。话还没完，毛泽东就发火了，他瞪着眼说：“不对，是红司令，红司令。”并告诫服务员以后再不准这么讲。

毛泽东一般很少对工作人员发火，但是，当他的部下受人乱说时他就发火，这正是建立在对下级的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9·13”事件后，有一次毛泽东在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朱德也来了。当朱德走进会议室时，毛泽东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面前。毛泽东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高兴地说：“我很好。”

毛泽东拿起一支雪茄点燃，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红司令，红司令。”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这次会议后，毛朱二位再未见面。

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了。当时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病发作，刚刚从生命垂危中抢救过来，已不能随意活动。华国锋向他报告了朱德委员长逝世的噩耗。

毛泽东躺在他书房内的病榻上，听完了报告，他用微弱的、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

毛泽东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办好朱老总的后事。

毛泽东的成功离不开下级的支持和努力奋斗，他与下级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信任自己的下属，如同信任自己一样，但是，这种信任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的深厚友谊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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