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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宁褒勿贬，公正而不谋私
书名： 跟毛泽东学为人处事 作者： 陈冠任、杨英健 本章字数： 7911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0

对于某些人来说，权力能够带来利益，巨大的权力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权力成了一些人梦寐以求的“宝物”。领导者应如何对待权力，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处事能否做到公平合理，这是衡量每一个领导者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也是每一个领导者能否处理好与下级关系的关键。我们的领导身受人民的重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否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公平、公正不谋私，是能否得到群众拥护的关键，也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一生正是因为公正而不谋私，才赢得了所有下级的高度拥戴和支持。

一、待人处事，公平合理

公正的原则要求领导者待人处事公平合理，即通常所说的“一碗水端平”。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尽量避免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要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了。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即使对周恩来，毛泽东也从未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一般情况下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的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有时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做个手势：“坐么，坐下说。”如果他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站起来，做个手势让同志们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即使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面的老同志，毛泽东也只是起身迎送握手，一般不迈出门槛，除非客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在家里是这样，在公共场合毛泽东也从来不讲客套。

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晚上，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都已坐好，一见毛泽东走入，都起立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走向前排。在前排就坐的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干部从来不讲客套，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再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下了。

在待人上毛泽东是如此，在处事上他也是如此，从不厚此薄彼，一视同仁。

1943年的一天，毛泽东把王震找来，笑着对他说：“王胡子，你同他们两人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出山”，去湘鄂赣边区传达中央指示，劝说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工农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谁知给陈毅带路的是个叛徒，这不免使红军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起了疑心。谭余保把陈毅捆起来进行审讯，用烟袋锅敲脑壳，多次说要枪毙陈毅，还说：“你这个叛徒，你讲毛泽东同志同蒋介石合作呀？就是马克思来讲，我也不相信！”这时陈毅怒吼了：“我现在知道，你才是叛徒！马克思来讲你也不信？那你信什么？你根本不是啥子共产党员，不是啥子游击队长，你是个山大王，是土匪！”

1943年，两人都到了延安。一个还记得烟锅敲脑壳，在学习会上一提起这事，就强调农民党员要读马列主义。一个也没忘了“土匪”称号，又听对方旧事重提，更不高兴。从此见面连招呼也不打。

这事让毛泽东知道了，他并不偏袒谁，而且是站在中间的立场上，把王震叫来，让王震为他们讲和。

结果，王震打了些猎物，动手做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两人来后，他说：“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就不要把桌子推倒了。”陈毅和谭余保哈哈大笑起来，从此两人成为至交。

二、反对拉帮结派，提倡团结友爱

在下级之间往往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存在和发展，会导致原有平衡关系的解体，使下级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处理下级关系的艺术，就集中体现为调节下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重新建立和谐的平衡关系。在这方面，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公正、平等的平衡艺术来协调革命队伍中的人我关系，如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党内干部与党外干部的关系，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主张提高共产主义的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队伍整齐，步调一致，以利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提倡团结友爱，反对拉帮结派，是善于协调人我关系的典范。

毛泽东非常厌恶并坚决反对拉帮结派的做法。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花很大的力气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其中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要反对宗派主义。但他对张国焘曾经领导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包括其中一些对毛泽东因认识不够而有错误看法的干部，却是豁达大度，团结友爱的，表现了极大的团结精神。

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后，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分裂党，拉帮结派，使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之间出现不团结的苗头和现象。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展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有一天，抗大的同志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战士说张国焘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整这几个战士。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他从这件小事上认识到当时开展的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有扩大化的倾向。他对在座的同志说：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怪罪下面，不能加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身上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决定在揭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这样，既及时纠正了错误倾向，又团结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还克服了帮派思想。

1938年4月，毛泽东还专门到抗大看望了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组成的第二大队。他语重心长地对干部和战士说：“你们不要自以为是犯过错误的，过去犯的错误是张国焘路线的错误，你们是没有错的。中央有决议，张国焘路线虽错了，但四方面军的干部是没有错的，是好的，是执行纪律的，是服从命令的，是勇敢的……错误是在领导者，而不是在一般干部。这点希望同志们明白。”

这一番话，解开了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思想上的疙瘩。有的干部说，毛泽东同志真了解我们，我们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让他的话一扫而光了。从这以后，大家放下包袱，积极投入了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之中。

毛泽东还特意去看望了许世友同志，亲切地同他促膝谈心。毛泽东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毛泽东的豁达大度和亲切言语，使许世友深深感到毛泽东的伟大。从那时起，他就认定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领袖，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管斗争多么复杂，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路线，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坚决反对拉帮结派，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一直反对党中有党，派中有派，力挫党内派别。60年代末70年代初，林彪一伙拉帮结派，搞小团体，逐渐发展为反革命集团。1970年，林彪集团妄图在庐山会议上夺权，毛泽东洞察其奸，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林彪集团成员被迫做了检讨。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严厉批评了吴法宪等人。毛泽东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这里说的就是批评林彪不听招呼。

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批示，严肃批评叶群：“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

这里毛泽东擒贼擒王，首先批评了拉帮结派的几个头头，希望他们悬崖勒马。但是，林彪并没有罢手。最终当他们发展极点时，毛泽东果断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

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

“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一边握着手，一边对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脸红了，红得很明显。

毛泽东一直如此，反对党内宗派，无论斗争多么复杂，他不拉帮结派，总是团结为重，强调革命队伍内的统一和相互友爱。这体现了毛泽东处理与下级关系的杰出智慧。

三、赏罚分明，从严要求

赏罚分明，这向来是古今中外所有领导者建立威信、赢得下级拥护的座右铭。毛泽东对下级历来是从严要求，提倡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即使“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他这样做“得罪”了某些人，但是却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

1937年10月，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是毛泽东的老下级。为此，黄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免自己一死。当时，也有一些人为黄克功被处以死刑而惋惜，要求免除黄的死刑。但毛泽东在给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严正地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于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处理黄克功案，说明毛泽东非常注意从严要求下级，对于下级不论其地位高低、跟随自己多久，他的原则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建国前夕，毛泽东反复警告全党，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告诫下级在胜利面前，要克服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你来的时候就像雪，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不贪污，还要节约。”建国之后，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告诫，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成了侵蚀新中国的蛀虫。

毛泽东盛怒之下，连续发布了300道“猎虎令”，亲自领导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中国第一次反腐败运动，他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气魄劈下了开国第一刀。在这一场运动中，查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其中受到行政处分者23万人，受到刑事处分者59812人。有6万党员受到党纪与行政处分，2万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中县委以上的干部有4029人。省委或相当于省委干部的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干部的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干部的3428人。大贪污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场反腐败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

领导者对下级从严要求，其实是对下级的爱护，是对革命事业的负责任，毛泽东深谙其道，因此，他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对自己的下级也是严格要求，对其错误决不纵容。正因为这样，他成为中国最优秀力量的杰出核心。

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为人处事中，毛泽东一贯待人一视同仁，这还体现在他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歧视，而是耐心进行团结帮助，治病救人。

对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认为，一般应采取说服的方法，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做到仁至义尽。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批评的人，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但是，他又指出，在这里，宽容、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宽容之心从小就有。毛泽东小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姓毛的邻居，是个老妇人，把自家的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那时候除了种田以外，毛泽东的父亲兼作贩运谷米和贩猪的生意。说好了价，也交了定钱，但是没有马上赶猪回来。一耽搁六七天过去了，没想到猪价涨了。父亲吩咐毛泽东赶快去把猪赶回来。毛泽东到了邻居家，见那老婆婆正在唉声叹气，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把猪卖早了，有心反悔，怎奈人家已交了定钱，就这么卖出去，要损失好几元钱哪！她对毛泽东说：“有钱的人损失这几元钱不要紧；穷苦人家少两块钱就是一个大缺空啊。如今也没有办法，既已卖了，又放了定钱，你就赶去好了。”毛泽东听了这番话，想了想，不禁可怜起这个老婆婆来，就对她说：“是呀，您又喂了六天，还是说好了的那些钱，您当然不想卖了。”他决定宁可回去挨父亲的责骂，也不能赶猪回去，让老婆婆吃亏。于是毛泽东只拿了那老婆婆退还的一元定钱，回到家里。

毛泽东的这种宽容之心，反映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就是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说服的方法。1953年，曾经为革命作出过贡献又在建国后身居要职的高岗、饶漱石，由于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进行了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并影响了一部分领导干部。毛泽东发现后，首先是制止其具体活动，然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发出警告，指出他们刮阴风，烧阴火，目的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1954年2月，毛泽东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作出了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能够承认错误，真诚悔改。毛泽东甚至表示，在他们作出深刻检讨后，对他们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但是，高岗终于采取自杀的方式来对抗，饶漱石虽作检讨，但避重就轻。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尽管这样，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尤其对受他们影响而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强调，对这些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使全党更加团结和统一起来。

在处理张国焘的一些问题上，更表现出毛泽东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治病救人”态度。1938年清明节的前一天，在长征路上犯分裂主义错误的张国焘走进了毛泽东住的窑洞，在毛泽东的办公桌对面坐下后，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一边装着十分难过的样子，说自己犯了错误，感谢同志们的帮助。

毛泽东听完他的话，诚恳地说：人不会不犯错误，你犯了错误，这是过去的事情。只要你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希望你今后继续为党做工作，党和人民是照样欢迎你的。

接着，张国焘向毛泽东提出要到中部县去祭陵。中部县位于陕西境内，离延安正南200公里远。该县有黄帝的陵墓。每逢清明时节，历代统治者都要派出自己的代表到中部县祭陵。虽然张国焘的要求对共产党人来说有些破例，但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还是同意了。但张国焘却在祭陵之后，经西安跑到武汉去了。

虽然毛泽东还派人去做张国焘的工作，希望他回到党的怀抱，但张国焘于1938年4月17日，发表书面声明，自行脱党，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向蒋介石忏悔，称自己在共产党内的工作是“糊里糊涂地在外面搞了好多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决定宣布后，不仅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同。

五、解剖自己，为下级承担责任

诸葛亮在失掉街亭后，深责自己用人不明，自己请罪，降职降薪被千古传为佳话。熟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深知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净化下级心灵的清洁剂，是激发下级努力工作的发动机。他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没有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于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做自我批评，也不让别人批评自己，迟早是会垮台的，是要唱“霸王别姬”的。他说让别人批评是批不倒的，自己做自我批评是垮不了台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因写有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受到了批评。丁玲自己也认识了错误，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本属正常现象，不料却被个别人抓住不放。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有个人不分敌我，要把丁玲“一棍打死”，还有人认为丁玲“在骂我们的总司令”。这时，毛泽东挺身而出，立场鲜明地保护了丁玲。他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的这席话保护了丁玲同志，这件事使丁玲受到了很大震动。

1940年 8月至12月 5日，晋东南的八路军对日寇进行了“百团大战”。这次大战是当时在敌后最大的一次战役，八路军华北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绥军区共出动115个团，近40万大军，在2500公里漫长的战线上，向交通沿线各大小据点之敌同时出击，主动展开大规模的交通总袭击战。这次大战使八路军声威大震，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可是，由于在战役后期，战斗指挥上出现一些失误，八路军十分疲劳，伤亡也较大，战役的组织指挥者彭德怀在延安整风中受到了过火的批评。彭德怀本人很难过。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当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时，毛泽东肯定地说：“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毛泽东又从积极方面肯定工作，也是对受到过火批判的彭德怀的一种安慰。

中国有两句人人皆知的老话，叫做“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但作为领导者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用这种豁达的态度来对待失败的下级的。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生活中，能够容忍下级有缺点错误和失败。毛泽东非常善于在下级遇到挫折、受到打击时，鼓舞他们，挺身而出为下级担责任，使他们感受到上级的充分信任和关怀。

毛泽东勇于解剖自己，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194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在运动中，由于具体负责人康生夸大敌情，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整了一大批干部和青年学生。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使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抢救运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在审干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于前，纠正错误，挽回局面于后，如果推诿，那是完全可以开脱自己的，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194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的同志作报告，讲到审干问题时，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以严于律己的精神，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我是党校的校长，这个党校犯了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在会上，毛泽东还把手举到帽檐下，对被戴错“帽子”的同志赔礼道歉，赔个不是。接着又诙谐地说：你们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这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所有的委屈、不满，都在这笑声中烟消云散了，同志们早已被毛泽东这种崇高的品格感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具有领导一个伟大国家和众多民众的领袖魄力，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错误。但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勇于解剖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能够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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