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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以诚立身，坚持原则
书名： 跟毛泽东学为人处事 作者： 陈冠任、杨英健 本章字数： 13017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0

一、诚实坦荡，以诚立身

毛泽东的性格的一个特点是诚实豪爽，他与人交往相处也是以诚实为原则，直爽坦荡。

诚实坦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中国农民的忠厚诚实的性格，给20世纪初期在中国农村成长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深刻影响。毛泽东从小受到慈母的性格的影响，为人正直，做事老实。他在一生的革命斗争中，一心为中国人民谋福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因而始终保持着诚实豪爽的性格。这种性格主要表现在他待人接物方面。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朋友、亲戚故友、身边人员的交往具有不同的特色。他同党内同志交往，表现严肃而不拘礼节。他谈话言简意赅，直截了当，不掩饰好恶，不曲意违心。他接见党内领导同志时，不起身迎接，只是招手请坐；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不扯闲话。这种貌似冷淡严肃的态度，正是表现出他对于自家人不必客气的坦荡直爽的性格。

对于党内领导同志的极少数人，如对彭德怀、陈毅这样的性情豪爽、说话痛快的人，他却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那便是以豪爽对豪爽。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同毛泽东相交谈话时，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毛泽东也是谈兴甚浓，眉飞色舞。他们之间的交往，表现出革命战友的一片赤忱，不掩瑕疵。

毛泽东同陈毅的友谊感情，不同寻常。陈毅具有诗人气质，感情奔放，又有大将风度，气宇轩昂。他每次去见毛泽东，常常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坐下，放开嗓门，谈笑风生。毛泽东也畅叙胸怀，热情洋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融洽无间。

毛泽东同朋友交往时，常常显示出自然本色，热情奔放，说话直爽。有一位知名爱国人士、蜚声国内的学者，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在建国初常去看毛泽东，一次，在中南海散步，那位老人看着毛泽东说：“毛主席呀！你真伟大啊！真伟大……”毛泽东皱起了眉头，拂了一下手，说：“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这使那位民主人士感到不好意思。后来，这位老先生在议政时坚持己见，与毛泽东顶牛。毛泽东直言相告，狠狠给以批评。

在为人处事中，毛泽东不仅对自己的同事、朋友能做到诚实坦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赤诚相待，真心相见。

毛泽东同他的秘书田家英具有18年工作关系。在1962年以前一直是互相信任，关系和谐。可以说是真诚坦荡相交的典范。

在50年代，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找田家英谈话或交办事情。他对田家英十分关心，谈话随和；在工作中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有啥说啥，毫不隐讳。田家英是一个诚实正直、深思敢说的共产党员。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许多建议能够听取采纳；如不同意，当即提出问题，给以解释，或者暂不表态，放下缓办。1956年毛泽东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后，田家英跑了几个省调查回来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合作社规模过大；而当时毛泽东正热心提倡“并社升级”，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但直陈自己的看法，也并不因双方意见相左而疏远交往，对田家英依然十分信任。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根据长期的调查，向毛泽东如实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浮夸风。会上被人揭发成了反右倾的批判对象；田家英作了检讨，被毛泽东保护过关。在以后的七年时间中，田家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过多次农村调查。特别是在1961年，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他们的工作关系非常和谐。毛泽东同田家英的相处表现了领袖对助手的诚挚直爽的作风。

毛泽东诚实豪爽的为人处事原则，贯彻到了他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一贯提倡忠诚老实，光明磊落，不弄虚作假，不隐蔽观点。

二、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态度，是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是相信组织、诚恳待人的作风。这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在人际交往中是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

毛泽东就是一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典范。在为人处事中，他也身体力行，贯穿了这一原则。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被“左”倾冒险主义罢了官。1933年6月，毛泽东出席由博古主持的第二次宁都会议。这是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主要总结前段工作。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提出的积极防御路线，发言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积极进攻路线”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仍然采取“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的战略是错误的。毛泽东对第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他这种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斗争，令当场好多人折服。

但是，博古在最后作结论中，重申第一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一次被否定了，仍然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十分沉重。但是，毛泽东是个党性极强的人，相忍为党，在许可范围内抵制过“左”倾政策，然而，他并不放弃对正确认识的坚持，表现出以真理的执著追求态度。于是，他一边反对“左”倾政策，一边尽量做好工作，把“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央红军主力通过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三四道防堵线，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阵里钻。

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不顾自己处在被排挤与受打击的地位，以对党高度负责，对真理执著追求的态度，向中央最高“三人团”提出：红军主力应该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此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六神无主，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准备开会讨论。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在会上，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红军主力西进，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发烧未参加会，但把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935年红军在遵义召开政治局工作会议，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他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王稼祥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

凯丰在会上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以他自己教条主义的思想逻辑，来武断地指责毛泽东照书本去打！毛泽东针锋相对，反驳说，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教条主义害死人。在遵义会议中，由于毛泽东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终于战胜了“左”倾错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毛泽东一生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为人立身之本，成为追求真理的典范。在为人处事过程中，毛泽东把敢讲真话作为与自己“合得来”的标准。警卫员田云玉的爷爷是作坊主，父亲是工人。搞公私合营时，毛泽东问田云玉：“你爷爷反对合营，你父亲积极支持，那么你呢？你站在爷爷一边还是站在父亲一边？”田云玉说站在爷爷一边。毛泽东说：“我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我喜欢你，因为你肯讲真话，我们很合得来。”

毛泽东对田云玉的赞赏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

三、讲真话，讲实话

在为人处事中，毛泽东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做老实人，讲真话，讲实话。

毛泽东从小就具有一种忠厚、诚实的品质，做事从来都是踏踏实实的。有一次，父亲让毛泽东和弟弟去收田里的拖泥豆。弟弟顽皮贪玩，专拣豆子长得稀疏的地方拾。豆子稀，拾起来容易些，拾过的面积也显得宽。弟弟边拾边玩，半天时间拾了一大片地方。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密的地方，蹲在地里老老实实地一颗一颗地摘、一粒一粒地拾。虽然拾的豆子很多，但拾过的面积却比较小。父亲中午来到地里，随便一看，竟称赞弟弟干得多，责备毛泽东干得少。然而，毛泽东并不分辩，只是把篮子里所拾的豆子给父亲看，父亲又看看弟弟篮子里的豆，自知错怪了儿子，也就不说话了。

做老实人，毛泽东倡导在为人处事中要讲真话。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这天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抬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在工作和人际交往中，是否如实反映实际问题，是一个是否具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是否对国家事业负责，不怕上级听逆耳言、不怕个人受打击的革命精神问题。

1959年11月全国处于反右倾的后期，基层干部普遍存在着不敢揭露“五风”、不敢反映农村实情的心理。这种状况确实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当时，毛泽东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亲自写了一封《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发给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各级干部。信中讲了六个问题。其中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他说：“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做得到的假话。各种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多的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这里说的讲真话问题，主要是针对当时农村基层干部说假话的情况提出的。明明办不到，实际上也没有办到的事情，而自己又去说已经办到了，这是说假话，不是讲真话。这样做，一是有意欺骗上级，取得赞赏和信任；一是勉强应付上级，怕说低了指标，戴上右倾帽子。其思想实质是保全私利；其结果使领导机关无法掌握实情，容易作出“左”的决策，以至妨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讲真话，就是在人际交往中要忠诚老实，要如实地反映情况、发表创见、表达意见，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态度和革命精神的表现。

在人际交往中，说假话者，迟早会被识破，最后会受到群众和组织的指责，得不到任何好处。说假话成风，是同领导作风分不开的。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上面支持，下面就干。毛泽东反对在人际交往中说假话是有极大智慧的，也是很坚定的。

1959年的反右倾气候，便是假话成风的温床。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说干部当中喜欢说假话的现象，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经济搞上去，应当提倡讲真话，老老实实办事。毛泽东针对1962年反右倾运动以后的党内思想状况，强调提出，要讲真话，要允许人们讲真话，也就是公开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见。他批评一些人：当面不讲真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

一些人在政治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同当前气候不大吻合的想法，或者有一些同上级决定不大一致的意见，由于害怕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不敢公开表示。这种状况在多年来的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它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

一个善于为人处事的人应当排除顾虑、鼓足勇气，培养讲真话的优良品格。

四、光明磊落，不搞阴谋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毛泽东在开幕词上指出，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这里指出，高岗、饶漱石是搞阴谋、烧阴火的反党阴谋分子；他们进行秘密活动，进行挑拨离间，善于伪装自己。从他们的阴谋活动中，我们应该引为鉴戒，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应该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表明造成什么，反对什么，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玩弄阴谋手段。

毛泽东反对搞阴谋诡计，提倡光明磊落，这是他一生指导政治活动的一贯思想，也是他进行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毛泽东是非分明，光明磊落，从不背面搞小动作，对错误对问题都是公开批评，公开抨击，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光明正大的为人品质。

1941年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连续五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就拉开了中央领导干部整风运动的帷幕。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的还有李富春等。毛泽东开始对王明的错误公开交火。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批评：（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比立三路线更厉害。这种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毛泽东说：“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这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校教训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现。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来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

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有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检讨。在这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尽管两次发言，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1932～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错误最主要应由博古负责，与己无关。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20人的“错误”，唯独未说自己有什么政治性的错误，以此转移目标，保护自己。

王明的恶劣态度，引起了与会者的集中批评。

为了帮助王明认识自己的错误，10月7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谈话。王明不仅不承认有错误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反扑。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主张反帝、反封建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王明还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对此，毛泽东不是打棍子，或是背后耍手腕，而是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毛泽东同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等参加了会议，李富春、胡乔木列席会议。在会议上， 王明重申了他与毛泽东等谈话的一些看法，还继续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认为他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错误也只是在客观上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他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先介绍了7日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毛泽东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提出，鉴于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关系重大，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展讨论；又鉴于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①。

书记处会议后，准备了3天，拟定了12日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最后概括地指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新陈独秀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

尽管毛泽东与王明在历史上的纠葛很多，但是，对于王明的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是采取光明磊落的做法，正大光明地进行批评。但是，会议还没有结束，王明突然声称有病，逃避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使原定会议未能开成。以后，他一直请病假不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

毛泽东一生光明磊落，他反对背后搞阴谋诡计。1970年，林彪集团妄图在庐山会议上夺权，毛泽东洞察其奸，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林彪集团成员被迫作了检讨。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严厉批判了吴法宪等人。毛泽东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四人帮”的恶劣行径，指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反对阴谋诡计，提倡光明磊落，为此，他提倡分清阳谋和阴谋。1971年7月9日夜，毛泽东与周恩来及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谈话，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几人在庐山搞了鬼，事情还没有完，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难道是林彪？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气氛，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

毛泽东对于一位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的看法略见一斑。当前，党内不正之风的一种重要表现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搞小宗派，耍弄权术。由此，一些单位内耗现象丛生，机关人心不稳。要纠正这种不正之风，从思想教育来说，便要提倡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忠诚老实，表里如一。

五、忠于原则，不做墙头草

在为人处事，尤其是政治生活中，有一些人常常是看风转舵，看势行事；什么事对自己有利，什么风刮得最凶，便做什么，便跟什么。毛泽东认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应当做到有理想、求真理、立场稳、讲原则；而决不能做机会主义者，不能当政治投机分子。毛泽东在1956年8月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尖锐地揭露过这种人，说：“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分子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这种机会主义作风，从利人利害出发，摇来摆去，不讲原则，是对于人民事业不忠诚，对于组织不老实。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政治生涯和人生历程中，毛泽东是极有原则性的人，表现出大是大非毫不含糊。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可以说是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人之一。但是，毛泽东与他的交往就是极讲原则性的一例。

从《新青年》开始，青年毛泽东就开始追随陈独秀的足迹。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毛泽东更是步步紧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如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毛泽东则是先锋。

1919年3月，毛泽东从正在风起云涌地酝酿着五四运动巨大风暴的北京回到长沙后，立即发动并领导起响应北京的湖南五四爱国运动。从此，毛泽东正式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可以说，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时，带着陈独秀的许多影响。5月28日，在他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2日，该会议决定从3日起，全省学校学生一律罢课。7月9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月内，“救国十人团”迅速发展到400多个。

14日，毛泽东仿效陈独秀《每周评论》，创刊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并完全以陈独秀当时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宣称该刊“以宣传新思潮为宗旨”。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敬，经过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北京拜访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进入到惟其独尊的“思想界的明星”的程度。陈独秀当时在中国在毛泽东心中威信是非常之高的，而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思想主张及革命精神的理解与推崇也是无与伦比的。

1919年、1920年，继李大钊、陈独秀先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也紧接着实现了这个转变。而这个转变是在陈独秀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①——毛泽东这样评价自己在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陈独秀对他的影响。陈独秀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转变的直接引导人。但是，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却表现出极强的原则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于陈独秀的错误，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对它批评最多的。几乎每次讲到右的历史错误，毛泽东都会点陈独秀的名，但都是从总结革命经验出发的，没有丝毫如王明那样“着重个人责任”、“故意夸大和人身攻击的因素”。特别在争夺革命领导权、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等一系列重大的革命问题上，毛泽东都极端珍视陈独秀提供的正、反两种经验；事实上，这些经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并非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出于革命的利益，出于党的利益和党性原则。

关于陈独秀后期转向托派的错误，王明、康生把陈视为“反革命”、“汉奸”，毛泽东虽然有时也用过“反革命”这个词，但实际上仍视他为犯错误的干部。可以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吾爱吾师，亦爱真理。而王明等人对于陈独秀则是一笔抹杀，一棍子打死。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忠于原则，又不做墙头草的处事风格。

对待党内同志是这样，在国际事务交往中，毛泽东更是讲原则性。在苏联莫斯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签的时候，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条约签字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

“当然。”

“但不在我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

“是的，可是我从来没出席过在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同意。”毛泽东坚持说。

谈话停顿下来，斯大林没有急于作出答复，他好像在考虑。毛泽东诚恳地等待着主人的首肯，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这样希望，我去参加。”斯大林终于这样说，然后开始谈别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的原则性，斯大林就这样破例头一次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以外举办的宴会。

毛泽东不仅自己极讲原则，反对做墙头草，而且要求与自己交往的对象也做有原则性的人，不能随风倒。

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泽东，送上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国民革命军少将×××”字样。毛泽东询问他前方指战员的情况，当问到在历次战斗中一共牺牲了多少共产党员时，他吞吞吐吐地回答不上来。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他说：“同志，每个共产党员都是我们的亲兄弟，不，比亲兄弟还亲！爱护他们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甚至应胜过自己。可是你连他们牺牲多少都不知道，证明你对全面的情况了解得太差了，而且对同志关心不够。”

毛泽东还针对那张名片告诫这位指挥员：“少将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我们固然不反对个人应有的官衔，可是绝不能学国民党那一套，拿着官牌子去吓唬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都要坚持党性原则，保持无产阶级战士的本色。”

六、勇于承认错误，知错就改

毛泽东是天才的领导，然而他并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在人际交往中，他有时也会出差错，怪错人，甚至犯错误。但是，他勇于承认错误，知错就改，并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和杰出的为人处事技巧。

在人际交往中，没有谁不会有错的时候，但是，必须正确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要深刻认识错误，公开承认错误，坚决纠正错误。明明自己犯了错误，却不公开承认；相反，设法掩饰，死不认账，或者上推下卸，狡辩抵赖。这是否认客观事实，是不忠诚老实的一种低劣品德，有碍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便多次讲过干部要忠诚老实，勇于承认错误。建国后，他在讲到党内思想斗争问题时，常常提醒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他这样要求别人，自己在为人处事中也是这样做的。

一次部队入闽西活动，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十分紧张艰险。队伍中有一批女同志，其中有的年岁大了，有的还怀了孕，挺着肚子跟不上队。这影响行军作战。一些指战员坚决要求把这些女同志留在地方，以便部队轻装上阵。有的同志不同意把女同志留下，因为部队活动在白区，没有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留下来的同志会被敌人轻易地捕捉杀害掉；这些同志虽然不同意，但也不好多讲，因为他们多数是有妻子的，怕意见说多了，大家会以为他们“光想老婆不想部队”。

这些女同志到底留不留下？毛泽东召集各方负责人开了讨论会。会议一开始就形成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把女同志留下，少数人坚决不同意留下。这少数人中，情绪最激烈，言词最尖锐的就是曾志。曾志也是女同志，所以更加理解那些孕妇和年岁大的女同志的苦处和难处。争辩中，她越讲越激动，最后几乎是喊了起来：“你们是在借刀杀人！是干着敌人想干也干不到的事情！”

这时候一直沉默的毛泽东忽然皱起眉，光火地指着曾志说：“你是女皇！”

曾志在激烈的争辩中，也根本不考虑态度问题，火辣辣地顶上去：“我怎么是女皇？”

毛泽东说：“不同意你的意见就是借刀杀人？有理讲理，别一张嘴就扣帽子。”

这一来，其他同志也纷纷反对曾志的意见。曾志站起来，大声说：“谁都知道这地方没有党组织，一旦有人脱离队伍留下来，就很难活下去。明知这样还要把人留下，你们不是借刀杀人是干什么？”

曾志的声音未落，又遭到一片反对和指责声。有的说这里虽然没有党组织，但群众已经有了一定觉悟，可以依靠群众。有的说只有部队精简了，打胜了，这些妇女才会更安全。否则，打了败仗，妇女保不住，革命还要受更大损失。毛泽东摆摆手，让大家静下来。他说：“同志同志，就是大家有共同的志向，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注意不要出口伤人。”

然后，毛泽东诚恳地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个人就有这样的毛病，不招人喜欢，有意无意就伤害了别人。这个毛病不改正，有时候正确的意见别人也会听不进去。那次有位同志写标语，把共产党的党字给写丢了。我批评他责任心不强，这意见是对的，可我出口伤人，我说了两句很糟糕的话。我说：‘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不高兴的人，我不愿看的人，我情愿看自己的脚！’这一来，那位同志不干了，同我大吵一通，而且心里有了疙瘩。”

毛泽东讲到这里，瞟一眼曾志。曾志有些不自在了。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但对曾志来讲，同时也起到批评作用。“我同意曾志的意见，这些女同志不能留下，留下危险太大……”毛泽东最后表了态。

毛泽东言行一致，他教育干部这样做，不是拿手电筒照人，而是他身体力行的体会。在批评他人时，他常常责己感人，并且，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给别人好看，而是真心诚意地反省自己，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及时进行认识。这样，他在为人处事中获得相当好的效果。

1958年，一些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汇报了人民公社的情况，说这是一件新生事物。毛泽东很感兴趣。视察时在河南省七里营，边参加边听汇报。当时毛泽东很激动，听到介绍各项优越性和取得的各种成绩时，频频点头。

毛泽东在高兴时，习惯说：“好么，那好么。”

这次参加也一样，毛泽东随口讲着：“好么，那好么。”其中随口讲了一句：“人民公社好。”

当时，有位记者在场，他听到这句话，记下来了。谁也没料到，第二天报纸就登了“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外出视察一般就住在专列的车厢里。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喝茶看报。那天他刚拿起报纸看，忽然拍案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

果然，“人民公社好”捅出去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映。但是，毛泽东没有把责任推给记者或他人，而是归于自己。后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我要作检讨。”

作为一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感人的。

1958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曲折，产生了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警告，出现大脑发热了，有些人高烧到40度，要降温，要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开始领导纠“左”了。1959年春天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强调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庐山会议开始也是纠“左”。在承担责任时，毛泽东说：“大跃进的错误第一位的责任由我负，我一度头脑发热。”他甚至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在人际交往中，毛泽东是一位勇担责任、善于作自我批评的人。毛泽东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他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信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读过孔夫子的书，也读过资产阶级的书，后来才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于自己认识到的缺点错误，勇于在人们面前端出来。特别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带头作自我批评，号召大家不要隐瞒错误。他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损害他的威望，相反，他更获得了人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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