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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书名： 十部小说及其作者 作者：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张乐译 本章字数： 5949 更新时间： 2024-01-03 10:49:22

三十岁出头的巴尔扎克已经事业有成，假如你此时见到他，会发现他个子矮墩墩，肩膀结实有力，胸膛厚实宽大；你并不会觉得他是个小矮个，反而只注意到他像公牛一样粗壮的脖颈，在红红的面膛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发白；两片微笑着的嘴唇鲜红得引人注目。他长着一口黑黄的烂牙，鼻子方方正正，鼻孔很大，大卫·当热为他雕塑半身像时，他曾说：“小心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就是一整个世界！”他的眉毛又粗又浓，头发茂密黝黑，朝后梳着，就像只狮子。褐色的眼珠闪着金光，似乎拥有着生命力，迷人心魄；这双眼睛甚至让人注意不到他那平平无奇的五官、庸俗寻常的相貌。他看上去欢快活泼、诚实友好。拉马丁说：“他的友善绝非疏离冷淡或漠不关心，这是一种深情迷人，充满智慧的善良，让人心怀感恩，不爱他都不行。”他似有用不完的精力，只是在他身边就能感觉到一股雀跃的气息。如果你瞥到他那双手，一定会惊讶于它们的优美。这双手纤巧白皙，丰满不露骨，连指甲都是红润的颜色。这让他很得意，主教的双手也不过如此。倘若你白天遇见他，会看见他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旧外套，裤子沾满泥巴，鞋子脏兮兮，还戴着一顶破帽子。但一入夜，他就换上镶着金扣的蓝外套、黑裤子、白色马甲、黑色丝绸镂空短袜、漆皮鞋、上等的亚麻布衣裳和黄色手套，仪表堂堂地出现在聚会上。他的衣服从未合身过，拉马丁说他看上去就像一年里蹿高一大截的男学生，快把所有衣服都撑破了。

同时代的人都认为巴尔扎克在那时头脑灵巧，富有孩子气，为人善良和蔼。乔治·桑评论他：十足真诚以至谦虚，满口大话几近狂妄，自信而豪爽，善良而疯狂，甚至可以饮水自醉；他发疯一样地工作，对于其他热情则冷静克制，既现实又爱幻想，既轻信他人又谨慎好疑，既神神秘秘又固执倔强。他不算健谈的人。反应不够快，没有能言善辩的天赋；和别人说话时既不会暗指也不加反讽；但他自言自语时的热情却令人难以抗拒。话还没说出口，先是一阵大笑，惹得所有人都和他一起捧腹。他们听他说话会笑，看他的样子也会笑；安德烈·比利曾经说，“放声大笑”这个词，可能就是专门为他发明的。

关于巴尔扎克的最好传记是由安德烈·比利所写的，而我现在想要告诉读者的事，都是从这本出色作品里读到的。这位小说家原来的姓氏是巴尔萨，其祖上皆为农民及纺织工，但他的父亲最早在一位律师手下做事，法国大革命后发迹，并把姓氏改成巴尔扎克。五十一岁时，他娶了一个布商的女儿，这个布商先前靠着政府合同捞了一笔钱。他后来去了图尔管理一家医院，能得到这份工作也许是因为巴尔扎克夫人的父亲，那个前任布商，不知怎的成了巴黎几所医院的总院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奥诺雷于1799年在此诞生。长子奥诺雷在学校虚度光阴，惹是生非。1814年年底，他的父亲开始负责给巴黎一个师的军队提供伙食，因此举家搬迁。家里人早就决定让奥诺雷去当律师，于是在通过了几项必要的考试后，他进入古耶内律师的事务所工作。至于他在那表现如何，从一封某天早上首席事务员寄给他的通知就能看出：“由于今日事务所工作繁忙，请巴尔扎克先生不要再来了。”1819年，奥诺雷的父亲退休，拿到一笔养老金，决定搬去乡下住。他在去往莫城路上的威勒帕里斯镇安顿下来。奥诺雷则留在巴黎，因为等工作几年，能独当一面之后，家里的一位律师朋友就会把业务交手给他。

但奥诺雷没有遵守家里的安排。他想当个作家。他坚持要成为作家。家里因此闹得很凶，尽管最后母亲（他从未喜欢过这个严肃又现实的女人）依然反对，父亲终于做出了让步，答应给他一次机会，看看两年的时间，他能做出什么成绩。他把自己关在一间一年六十法郎租金的阁楼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凳子、一张床、一个衣橱和一个用来放蜡烛的空瓶。这一年，奥诺雷二十岁。他自由了。

他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作一出悲剧。等姐姐准备结婚时，他才回到家里，随身带着这出剧本。他在全家和两个朋友面前朗读。所有人都觉得这剧本毫无价值。他又把剧本给一位教授寄去，教授的评价是，这位作者想干什么就去干吧，只要别再写作就行。巴尔扎克气恼又气馁，重新返回巴黎。他决定既然做不了悲剧诗人，那就做个小说家，随即在沃尔特·斯考特、安妮·拉德克利夫和马图林作品的启发下，写了两三部小说。然而，他的父母早早就认定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写信勒令他乘第一辆马车赶回威勒帕里斯。就在这时，巴尔扎克在拉丁区认识的一个靠稿费维生的穷作家上门拜访，提议他们可以合写一部小说。于是，一系列粗制滥造的小说就此诞生，巴尔扎克换了很多笔名，时而一人写作，时而由两人合写。谁也不知道他在1821年到1825年之间写过几本书。一些权威认为有五十部之多。除了乔治·圣茨伯里，我再没听说其他人曾大量阅读这些作品，而圣茨伯里也承认，读完这些书需要花大功夫。它们大多是历史小说，因为当时沃尔特·斯考特正处在鼎盛时代，巴尔扎克企图一借风头，捞笔好处。这些小说非常糟糕，但好处是巴尔扎克从中学到了教训：干脆利落的行动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尽量讨论人们视为重中之重的话题——爱情、财富、荣誉和生活。也许是这些书，或是源于自身性格的暗示让他明白：要想别人读你的作品，首先自己要充满热情。热情也许是一切的基石，即使烦琐或局促，但只要足够强烈，便不可不说有一种庄严气质。

忙于写作的巴尔扎克深居在家。他结识了一位邻居，伯尼夫人，其父亲是德国音乐家，曾效力于玛丽·安东尼特及她的一个女仆。伯尼夫人四十五岁。丈夫身体不好，脾气很差。她给他生了六个孩子，还和情夫有一个私生子。她先是成为巴尔扎克的朋友，之后又变成他的情妇，对他一往情深，直到十四年后她去世。这段恋情非常扭曲。巴尔扎克如情人一般爱她，但又把他从未感受过的对母亲的爱转移到她身上。她不仅是他的情妇，还是心腹，毫无保留地为他献上忠言、鼓励和无私的爱。这场婚外恋成了镇上的一桩丑闻，不难想象，巴尔扎克夫人强烈反对自己的儿子和一个老到可以做他母亲的女人勾搭在一起。另外，他写的书也没挣来几个钱，巴尔扎克夫人很担心他的前途。一个朋友提议让他去做生意，他似乎也对此蠢蠢欲动。伯尼夫人掏了四万五千法郎，再加上几个合伙人，巴尔扎克由此成了一名出版商，兼职印刷工和铸字工。他实在做不了生意人，尤其奢侈浪费。他把自己的消费归到公司账上，比如在珠宝商、裁缝、书商甚至洗衣工那花的钱。三年后，公司破产，还得让母亲花上五万法郎来还债。

鉴于金钱是巴尔扎克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必要计算一下这笔钱到底价值多少。五万法郎当时相当于两千英镑，但过去的两千英镑可比现在值钱太多了，虽然很难说清到底多多少。最好的办法是说明一下当时这些法郎能用来做些什么。拉斯蒂涅[23]出身贵族，家里有六口人，住在巴黎之外，生活节俭，一年花费三千法郎就算足够体面了。他们把长子尤金送到巴黎学习法律，他在伏盖太太的公寓租了一间房，每月的食宿费是四十五法郎。几个年轻人在外租房子，回公寓吃饭（因为这里的伙食很好），这样每个月只用花三十法郎。如今，在像伏盖太太那样等级的公寓里食宿，一个月至少要三万五千法郎了。这样看来，巴尔扎克的母亲拿出的那笔保证他免于破产的五万法郎，相当于今天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

这段经历尽管损失惨重，却让他有了些特殊见识，对做生意的事也略学得一二，在日后的小说创作中很有用处。

公司破产后，巴尔扎克去布列塔尼的朋友那儿待了一阵，找到了小说的新素材，并完成自己的第一部严肃作品，也是第一部署以真名的小说，《朱安党人》。他三十岁了。从这时开始，直到二十一年后与世长辞，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写作，笔耕不辍。他的作品数量惊人。每年都有一两本长篇小说问世，以及十几篇中短篇小说。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不少剧本，有些从未搬上舞台，而搬上舞台的那些也都以失败告终（只有一个例外）。他至少办过一次报纸，没维持多长时间，里面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写的。工作时，他的生活朴素而规律。晚餐后不久就入寝休息，深夜一点钟由仆人叫醒。起床后，他穿上一尘不染的白色睡袍，因为他觉得写作之人穿的衣服一点污渍都不能有；他借着烛光，一杯接一杯地喝黑咖啡提神，写字用的羽毛笔来自乌鸦的翅膀。他写到早晨七点为止，一般会洗个澡，然后再躺下休息。八九点钟，出版商来送校对稿，或者从他这拿走一份手稿；然后他继续工作一直到中午，午饭吃煮鸡蛋，喝水和更多的咖啡。他工作到六点钟，吃些简单的晚餐，喝点沃莱白葡萄酒把饭送下去。有时一两个朋友前来拜访，但聊上几句他就要上床休息了。

他一个人时吃得很少，但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狼吞虎咽，暴饮暴食。巴尔扎克的一个出版商曾说，有次吃饭看见他吞了一百只生蚝、十二块炸肉排、一只鸭子、一对松鸡、一条鳎目鱼、一打梨子和很多糖。难怪没过多久，他就变得又肥又胖，腆着大肚子。加瓦尔尼说他吃东西的样子像只肥猪。他的吃相显然不佳：他不用叉子只用刀子吃饭，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大碍——路易十四肯定也这么吃；但巴尔扎克喜欢用餐巾擤鼻涕的习惯可让我有点受不了了。

巴尔扎克极擅长做笔记。不管去哪儿，都要带着笔记本，一旦遇到什么可能有用的东西，灵光一现，或者被别人的想法所吸引时，他都要立刻记下来。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去小说里的场景地看看，赶好远的路去看他想描绘的一条街或一座房子。他小心翼翼地给小说角色挑选名字，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应与其个性和相貌息息相关。大家普遍认同他的文笔很糟。乔治·圣茨伯里认为这是因为他那十年里为了生活而潦草写下的大量小说。而我并不这样想。巴尔扎克是个俗人（但他的粗俗难道不正是天才的一部分？），他的散文不堪一读。篇幅冗长，矫揉造作，还时常不够准确。当时一位颇为重要的评论家埃米尔·法盖，曾在书里用整整一章抨击巴尔扎克在品位、风格、语法和语言上犯的错误；有些错误太过明显，不用多么精深的法语水平也能看出。巴尔扎克对自己母语的优雅气息毫无意识。他从来也不知道散文应像诗句一般言清语秀，优雅别致。然而抛去这些不看，当他那股长篇大论的热情不再旺盛时，也能写出很多言简意赅的警句恒言，散布在小说各处。不管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能和拉罗什富科[24]的箴言媲美。

巴尔扎克并非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写些什么。他要先粗粗地打一遍草稿，上面重写和改动的地方太多，以至于最后送到印刷工那儿，已经几乎无法辨读了。他收到校样后，只当它是一部作品的大致梗概。他不仅往上添词，还补充句子；不仅补充句子，还另加段落；不仅另加段落，甚至要多塞上几章。等校样再次排版时，他已经做了各种改动，定稿后的稿子发回后，又要再做更多修改。只有这样，他才同意将书出版，但条件是之后的版本必须允许他继续修订。如此一来，成本大大增加，而他和出版商也因此吵个不停。

巴尔扎克和编辑的故事说来话长，未免让人乏味，我只简单介绍几句。巴尔扎克很无耻。他总是先拿走一本书的预付稿酬，承诺在某个日期前一定完成；随后为了挣点快钱，又中断手头的工作，拿匆匆完成的小说来应付其他编辑或出版商。他因为违反合同惹来官司，赔偿的诉讼费和损失费让原本就沉重的债务越积越多。只要成功签下新书的合同（有时并不如意），他就立刻搬进宽敞的公寓，花大价钱精心置办家具，买带篷马车和两匹高马。他雇了一名马夫、一个厨子和一个男仆，给自己购置服装，给马夫准备制服，还买了大量金属片来装饰一枚不属于自己的盾徽。这盾徽来自一个名叫巴尔扎克·昂特拉格的古老家族，而他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出身名流，在自己的名字里加了“de”[25]。为给自己的光鲜亮丽买单，他向姐姐、朋友、出版商借了一圈钱，签下的账单不断续期。他欠的钱越来越多，但还在继续消费——珠宝、瓷器、陈列柜、镶嵌家具、绘画、雕塑；他的书用摩洛哥皮革包得严严实实，众多手杖之中还有一根镶着绿宝石。他为了一场晚宴，把餐厅的家具全换掉了，重新装修了一遍。有时，债主催得比平常更紧，他就把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偶尔还有当铺老板上门来，拿走几件家具公开拍卖。他已经无药可救了。在世的最后几年里，他依旧大手大脚地奢侈消费。他厚颜无耻地朝别人借钱，所幸天赋异禀，竟然未曾耗尽朋友的慷慨。通常情况下，女人总不情愿借钱给别人，但巴尔扎克却发现她们容易上当。他脸皮很厚，从不觉得向女人借钱是件难为情的事。

要记得，巴尔扎克的母亲曾经自掏腰包让他免于破产；准备两个女儿的嫁妆本来又让她手头更加拮据，直到最后唯一的财产只剩在巴黎的一套房子了。她发现自己急需用钱，于是给儿子去了封信，安德烈·比利在《巴尔扎克的生活》第一版中有所引用，我在此翻译如下：

我最后一次收到你的来信是1834年11月。你在信中答应我，从1835年4月1日起，每个季度给我二百法郎付房租，再帮我请个女仆。你知道我不能过这样的日子；你现在如此有名气，生活如此奢侈，而我们的处境差别实在大得惊人。我想，你答应我做的这些事算是一种回报吧。现在是1837年4月，你已经欠了我两年的钱，一共是1600法郎，去年12月给了我500，就像打发一个叫花子。奥诺雷，这两年我的生活像一场噩梦。你借口没有能力帮我，但我靠抵押房子借来的钱已经贬值了，现在再也凑不出更多钱来，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典当了；终于到了我不得不说这话的时候：‘给我点吃的吧，儿子。’这几周我一直靠孝顺的女婿给我的食物糊口，但奥诺雷，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似乎有钱去各种地方奢侈地游玩，既花钱又损名声——因为你不能履行合同，所以每次旅行回来都要收拾烂摊子——我一想到这些，心都要碎了！我的儿子啊，既然你有钱……找情妇，买镶宝石的手杖、戒指、银器、家具，你的母亲请求你履行承诺就不算轻率吧。她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这样做的，但可惜，现在就是这最后一刻……

巴尔扎克的回信如下：我想你最好来巴黎，咱们聊上一个钟头。

他的传记作家说，鉴于天才享有其特权，所以巴尔扎克的行为就不能以寻常标准来评价。恕我无法苟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不妨承认巴尔扎克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寡廉鲜耻、虚伪做作的人。对于他在金钱方面的狡猾，最好的借口是他一直以来都过分轻浮乐观，坚信自己能靠写作挣到大笔财富（他确实有段时间挣了不少），他靠投机买卖赚到过巨款，便接二连三地想再次下手。但后来每次参与，结果只是欠下更多的债。如果他能清醒一点，实际一点，节约一点，是绝不会沦落到这步田地的。他喜欢炫耀，崇尚奢侈，控制不住地大把花钱。为了还债，他像狗一样拼命工作，可不幸的是，逼到家门的旧债还没还完，新债就已经欠下了。有一个奇怪的事实值得一提，即只有在欠债的压力之下，他才能强迫自己写作。他写到脸色苍白，精疲力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一些他最出色的作品。但有时候“奇迹”出现，债主不上门打扰，编辑和出版商也不打官司了，一身轻松的他反而写不出东西，沉不下心来创作。他在临终时声称是母亲毁了自己；这话简直令人震惊，因为他才是毁掉他母亲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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