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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袁世凯腿短，没跑
书名： 袁世凯传：真假袁世凯辨别 作者： 端木赐香 本章字数： 8456 更新时间： 2024-11-26 11:30:50

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期间，具体来讲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的7月，袁世凯由河南老家来到了北京。一进北京，就结识了康梁二人。8月，袁世凯受到光绪皇帝的亲切接见。接见之后，袁被任用到督办军务处差委。这个时候，袁做了几件事，一是给光绪皇帝上自己的政改万言书；二是想把康有为的一份万言书递给负责督办军务处的荣禄，未遂；三是康有为的北京强学会开张，袁世凯捐款五百金，还发动别人捐款，为建立报馆、图书馆作准备，与康有为讨论开设书局之事。

这个时候，不只是袁世凯，天朝的有识之士都在活动。一者是《马关条约》的刺激；二者是公车上书的影响，官僚改革、士人组社与庶民问政的风尚与倾向风起云涌中。从官僚方面来讲，聂士成、孙家鼎、张謇、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甚至李鸿章都受了改革思想的感染，他们知道，不改不行了；从太子党方面来讲，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等高干子弟也都倾心改革，他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了。

问题是，咋改呢？正如马士所言：“在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像中国领土这样广袤，人口这样众多，而又同隶于一个政府之下的国家——没有一个拥有它的面积和人口十分之一的国家——曾经遭到这样一连串的侮辱，或这样多的受人歧视的证明。……可是我们更不妨说，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在纠正行政的公认弊端方面，或在组织由具有许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居住着的一个极其富庶的地区上的资源方面，表现过这样的无能。有一些爱国的中国人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虽然有很多人认清局势中的事实，但是想得出办法的却寥寥无几；而且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在国家陷入更深的屈辱以前，对于国家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马士说得太客气。用我的普通话翻译一下，那就是：清政府挨得还不够，爱国者还站不到政改的中心位置上去。因为中国真正的政改，启动于八国联军进中国之后，而不是甲午战后的现在。现在，康有为是霸王硬上弓，上列那些高干及高干子弟，也仅仅处于春江水冷鸭先知的状态。体制的限制和路径依赖的锁定，导致他们也顶多是推动一下康有为的活动。

这其中推动最有力者，乃帝师翁同龢。翁原先不搭理康有为，可是在看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后，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但主动登门拜访，还跟康有为说了些“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之类的心窝子话。帝师为什么突然改变态度呢？小儿没娘，说来话长，咱简单些：第一，翁同龢原本是帝国的保守分子，对外国及洋人持敌视态度。问题是作为光绪帝师，作为帝党领军人物，不管是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他都是主战的核心人物。（不管是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作为光绪帝师，作为帝党领军人物，他都是主战的核心人物。）现在，发现帝国既不是法国的对手，更不是小日本的对手，他总得有所动作。第二，宫廷政治斗争的需要。明知道天朝需要改革，那么谁抓住改革的主动权，就算抓住了政治的主动权。而且老翁不只争自己的主动权，他还得为自己的学生、可怜的光绪争些主动权。所以，他走近康有为，最简单的动机就是给自己的帝党阵营补充新鲜血液。事实上帝师一走近康有为，就与光绪合谋搞了些新政措施。但是各地督抚推说没法执行，且一执行，人心先就乱了云云。再加上慈禧太后出面干预了。所以光绪与翁同龢只得暂停。一句话，时机依然不到。

政改没法推动，那就推动其它吧。由于官场人士与高干子弟给康有为提供了强大的人脉、地脉及钱脉，所以他们首先组织了北京强学会，又名译书局、强学局或者强学书局。光绪亲信、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它固定经费并给它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直隶总督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两银子；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银子；因签订《马关条约》而声誉受损、被贬到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也拿出了两千两银子，没想到康圣人缺少统战意识，认为李鸿章名声太臭，拒绝了这笔款子和这个老成的政治家；这个时候，袁世凯还没有接到小站的任命，在维新的官僚阵营里，还是无名小卒，但却与自己的好友徐世昌一道做了强学会会员，捐的是五百金。当然，江湖义气的他，还替康有为上书督办军务处了，只是荣禄没有接受而已。

北京强学会发展得太好了，连清议派领袖李鸿藻都参加了进来，而康有为呢，实际领导权掌握不住，顽固派还净给他制造飞短流长，于是在同志的劝说下，在张之洞的直接支持下，另往上海发展。上海强学会的宣言，虽由康有为起草，但却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赞助；章程由张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为共同拟定，规定：“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所近。今为分门别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与局务有碍，即由提调董事诸友公议辞退”。 看来，张之洞作为一个老成的洋务派大员，对于维新仅是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免得康有为像脱缰的野驴那般，一路狂奔而去。比如张之洞曾要求康有为不要再提他的《孔子改制考》了，并且为此可以供他一切费用。但是康有为拒绝了，对梁鼎芬说：“孔子改制，大道也，岂能为一两江总督的供养而作为交易。” 于是，康有为不但跟张之洞拧巴上了，还真一路狂奔上了。北京强学会期间，他令得意弟子梁启超主编《中外纪闻》。虽然影响还不够很大，但它是维新派的第一张报纸。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又令梁启超主办《强学报》，居然不用清朝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按皇家法律，这是谋逆造反嘛。张之洞大怒。就在这当口，老张听说北京强学会出事了，被老太后关了。于是他马上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两地的强学会全部烟消云散。康有为南下广州，又教上了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在华洋人也特别关注强学会。英美公使分别赠送书籍和地图册。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更是与强学会迎来送往，宴会聚谈。当然，说风凉话的也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法国公使施阿兰讨论说：“我不以为中国觉醒的时刻已经到来。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更像一个从睡眠中醒来的渴睡者，不久即将重新进入梦乡。它的醒来不过是为了翻个身，从左胳膊转向右胳膊而已。” 虽然施阿兰与赫德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中国彻底觉醒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是赫德这个老中国通更了解中国。中国确实还要继续睡，它好像一直缺觉似的。用旅德华人学者鸽子的话来讲：中国如同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沉睡得太死。而西方像是服了过量的兴奋剂，躁动不安。

之后，康有为组织的其它学会再也没了强学会当初的脉气！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缩小可能存在的敌人，这才是干事的真经，也是统战的宗旨，可惜康圣人在狂人的路上奔得太猛，还没走向正轨，就老想出轨。他的学生梁启超与张之洞的亲信汪康年在上海继续合作，办《时务报》宣传维新，他还遥控人家，一定要用孔子纪年。但是梁启超的同仁们都反对，就连梁自己，都认为创办《时务报》“乃八十老翁过危桥”， 实在不能再出格了。康有为这才作罢。相形之下，袁世凯的改革主张就稳健多了。

前面说过，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给皇帝上了份政改万言书，也就是所谓的《尊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万言书中，袁世凯首先论述了当时形势与变法的必要性：“窃维天下大势，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顾说者谓：我国声名文物，远驾他邦，何必舍已从人，轻更古制？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应恪守我法，而富国强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势不得不参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试观三代之际，行井田，设封建，秦汉而后，农政钞法，兵律官制，迭经更易，降至今日，旧制所存者，百难一举。以汉宋大儒名臣，亦不能强违时势，追复三代成规，盖因时制宣，人心运会，有必不能相沿者也。”之后的具体建议更是包罗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按骆宝善先生的评价：“从其全部内容来看，办法之设想，改革之主张，虽不无摭拾时贤所论之处，但其注意之广泛，对局势观察分析的深刻程度，比着时人的许多论著，乃至康有为著名的公车上书，都毫不逊色。” 孔祥吉先生更是打抱不平地评价曰：“长期以来，不少论者由袁世凯后来的表现，推论其早期与康梁等人的交往，往往谓其伪装维新，将其参加强学会等活动，称之为投机行为，虚假地赞成变法，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十分确切”。“袁世凯讲得非常明白痛切，他是衷心地赞成变法的，他不羡慕三代成规，而主张因时变通，并认为这是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这些论说与康有为当时的一些变法奏议比较起来并不逊色。”

小站练兵之时，繁忙的工作之余，袁世凯还坚持参加天津的维新活动。这个时候，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是改革。他说：“国政腐败，必须积极变法图强，方能有转机”。 一句话，人家不是装的，人家是真心维新。可以说除了徐桐那样的老顽固，甲午战后主事的官僚们，没有一个不想着维新的。只不过对于一个嗜睡的恐龙，不加重些刺激，它是没反应的。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刺激又来了。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其它列强紧随其后，英国要租威海卫，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租广州湾……由此引发中国新一轮的民族危机，维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这让在南方又是教书又是写书、又是办报又是移民的康有为再次激动起来，他放下手头的一切，重新北上了。第五次上书清帝，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在这次上书中，他还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伴随着康有为上书的高潮，袁世凯也在用自己的门路影响当权人。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但仍没有直接向光绪皇帝上书言事的资格，只可上谢恩、接印等例行奏报的折子。所以他选择给翁同龢上书，这就是著名的《上翁同龢变法说帖》。为了说明袁世凯变法的诚意与变法的见识，有必要全文展示一下：

谨陈管见。窃维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諰諰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日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至于束手待毙，而不可就药也。

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矣。德人以三巨舰闯入胶澳，据为己有，设巡抚以镇之；又遣其亲王济师，是不但显无退志，恐彼亲王到后，更不知有何变局。山东滨海要地，介居南北洋之中，使他族逼处，则海道有隔绝之患，我之海军，势将永不克振。论者谓：中国贫弱，不堪用武，亟宜阴嗾他国，兴师助我，当可驱逐德人；抑或商准各国，开口通商，即公处胶澳。此恐未能嗾群雄之斗、饱群夷之欲也。何者？俄、法向有密约，英、倭近复缔交。四国各有党援，势若分成两敌，以德之中立也。于是，彼四国者，莫不视其向背，以为轻重。夫彼方重之，即安得而背之？虽俄人与我关系较重，睦谊较敦，然亦唯利是视；又岂肯舍公法局外之例，爱我仇德，使德、英合谋，增树勍敌，以自诒伊戚也哉。是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夫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窥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耽，各奋得时则驾之志。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数年前，西人有瓜华之谣，并具图说，遍传五洲，以今日时势揆之，似此谣不为无因，此诚可危之甚也。且夫我之忍尤含垢，降心俯首以相从者，不为不至矣，而人初不之怜也。既力遏势禁之不能，复理谕情动之不可。若复蹈常习故，不知变计，拱手坐视，听客所为，彼亦公然不让，择肉而食，长蛇封豕，肆其贪残，吞噬之余，所存有几。窃恐海疆日蹙，而关税之征，盐漕之入，向所资以裕帑藏充度支者，一旦攘夺殆尽，而举不复为我所有。区区弹丸，何以立国。虽曰积薪厝火，尚未及燃，而切身之灾，固日忧其近矣。自甲午军兴之后，朝野士庶，凡识时务之辈，莫不争以变法为言。陈事者条说甚详，而饬下各行省遵办者，亦复指不胜屈。乃因仍迁就，迄未有实而见诸施行者。庙堂亦优容勋旧，不加督责，似此变法，终恐未有其期。然而事变迭乘，人不我待，痛切于剥肤，厄甚于倒悬，何可不幡然振厉，以图挽回补救于万一。易曰：穷则变。此其时矣。第于积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碎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用以培养元气，护持根本，二三年间可望自立；纵不能抗拒群雄，保我全局，而划疆自守，政自我出，犹可多存数千里土地人民，以为异时徐图恢复之计。世凯虽至愚戆，亦略知忌讳，何敢妄肆狂瞽之舌，故作不祥之论?第念覆巢之下，讵有完卵，栋折榱崩，孰免倾压。情急势迫，敢不尽言。临颖涕泣，伏乞留意，幸甚。

怎么样？这帖子让人读得痛快淋漓，感动莫名。读完这说帖，你会恍然发现，河南帅哥袁世凯，果真是好人哇。孔祥吉先生给出的评语是：“袁氏说帖，要言不烦，纲目略备，声情并茂，感人颇深。”

翁同龢给出的批语则是：“论各国情形甚当，变法，空。” 这个自然对头。因为袁世凯的变法主张早在上光绪万言条陈中一一言明，他这个说贴，无非是给当政的翁同龢提个醒而已。而且，袁世凯不厌其烦，你说空，我就再上。于是他第二次给翁同龢上说帖，重说变法：

续陈管见：窃闻德案已结，胶澳议租，扰攘顿息，大局幸甚。惟闻英人有利益均沾之说，南洋各口，未免可虑。或者俄英交相牵制，英未敢先发难端，尚可望其相安，然各国教士，布满内地，中国官民，多未悉洋务，稍有龃龉，动贻口实，借端寻衅，任意侵削，使不隐忍迁就，无以弭目前之祸，使徒遇事忍让，而夷情无厌，又不知伊于胡底，即或联与国，结强邻，冀得一时之安，而人终不能代我受祸。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

资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撰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第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弦更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且上自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

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今之疆臣每曰用人为朝廷之责，理财为户部之责，练兵为将领之责，几若置身事外。抑知近年来政治事权多归疆臣，如疆臣不肯留心人才，秉公保荐，朝廷何得而用之？疆臣不肯清查税课，开源除弊，户部何得而理之？疆臣不肯筹饷造械，严刷陋习，将领何得而练之？该疆臣等身膺重寄，遇事诱卸，而事权又悉属其手，虽有良法美意，奉旨饬行，往往为其所持，无论庙堂如何优勤，如何筹划，而卒归于无济。倘能严饬各疆臣，破其锢蔽之习，认真变法，实事求是，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即或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至天下事非才不理，断不宜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国家之繁剧，而托诸优游之岁月，以至误国误民，并误其身，得失利害，较然可见。夫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人与治殊，才与事违，以此望治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必无幸矣。前陈管见，未尽欲言，故复续申其略。冒昧妄读，曷任悚惶，伏乞垂览。

袁世凯上翁同龢的这两个说帖，是孔祥吉先生从翁家后人翁万戈手里看到的。他说，本来自己就认为袁氏曾衷心地赞成变法，且认为袁对西法的了解，并不在康之下，等看了这两个说帖，更坚定了以前对袁氏的判断，那就是，袁是真维新。

袁不但是真维新，而且他的维新比康稳健多了：康主张变法从中央开始，首在夺权；而袁建议从地方开始，旨在稳推。康后来对着荣禄都狂言要杀一二守旧大臣以推动变法，甚至不惜发动废掉太后的兵变；而袁认为守旧大臣未得屏蔽，要雍容富贵的把他们养起来，以减少人事上的阻力与秩序上的失控……这一切，导致我们不由得畅想：翁老师要是推荐袁世凯搞改革，历史将是什么样子呢？

但是翁老师为什么没有推荐或者重视袁世凯呢？

可以说，袁世凯的说帖根本没引起翁的重视，翁氏日记中甚至只字未提。之后，袁世凯更是亲自登门“深谈时局，慷慨自誓”，并且拿着那张震惊中国的瓜分时局图给翁老师看，希望自已的主张得到采纳，然而仍然没有结果，这让袁世凯失望至极。前引袁世凯致徐世昌“大局无法挽救只好往极坏处设想”的信件，就是此时从京发出的。

相形之下，倒是康有为的上书，惊得老翁一愣一愣的。康有为上书中，最出名的是第二次与第五次。第二次是动静大，弄成个历史事件：公车上书。第五次是胆子大，跟光绪说话也没个谱，竟敢拿徽钦二主与崇祯皇帝的下场吓唬皇上，据说读到传抄本的同志“莫不嗟悚”。康有为所在单位的最高领导——工部堂官们也被吓着了，没人敢替他上奏。康有为气馁了，不想干了，又想起了自己移民巴西的计划，所以拜访了正坐冷板凳的李鸿章，李鸿章支持他的计划，但是认为这事须得巴西代表亲自来请求方可。看来老李还是比小康多些国际常识，逗小康玩儿呢，你想往巴西移民，怎么就不想想人家巴西愿意吗？ 我们承认康有为爱国忧民的心思，更承认他的胆识与勇气，不过这个人有时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确实让人跟不上。

按康有为自述，他正准备南下回家的当口，有人来找他了，这个人就是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翁同龢说，听说你要走，可不能走啊，我已向皇帝推荐你了！

老翁最后选择的是康而不是袁，为什么呢？

第一，袁世凯就是个练兵的直隶按察使，人微言轻。翁这样的老官僚，看他不起。

第二，康有为先是布衣学子，后是新科进士。虽然同样人微言轻，但是他会炒作，在帝国体制下制造的明星效应，一波高过一波，引得中外侧目。某方面来讲，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会哭的孩子只能饿着。

第三，中国传统，总是两极摇摆式的，不是过分守旧僵化，就是盲目跑步跃进，反正不会好好走路。用姜义华老先生的说辞，乃是启蒙中的理性缺位！

老翁一出面，就好说了。他授意一个名叫高燮的给事中给皇帝写折子，请求皇帝召见康有为这个人才。翁老师在旁表示支持，光绪就通知总理衙门作一下安排，但是为其叔父奕訢所拦：皇帝，这人不是四品以上的官员啊！于是来了个变通的办法：皇上想问康有为什么话，令总理衙门大臣中间相传。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大年初三，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负责传话的大臣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谈话的结果并不妙。荣禄听不下，半途而退。李鸿章认为康不过是一个“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其他人倒是与康有为聊得尽兴。但最中意的，可能只有帝师翁同龢一人了，他给皇帝汇报：康有为，人才啊。皇帝很高兴，想接见。但再次被恭亲王所阻：皇上还是先让他上变法条陈吧。写得好了，再见也不迟。于是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吁请中国效法明治天皇，大举维新，开制度局，起用新人，推行西法，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等等。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依然不改他一惯的圣人凶猛，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醒皇上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要守什么祖宗之法？光绪不看则已，一看受触动。认定，康有为正是他要找的人。规定，以后凡这个人上折，即日呈递，无许阻搁。于是康有为又上第七次书。除此之外，康有为还给皇上进呈了他所编写的《日本变法考》和《俄彼得变政记》等。与此同时，康有为与他的弟子在北京与沉闷的旧社会展开了肉搏战。他们组织了保国会，顽固派就造谣说他们保国家不保大清（其实人家也不完全是造谣，因为康有为在见到光绪之前，确实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企图）；他提议废除科举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狠不得揭其皮，食其肉。由此可见，鲁迅所谓的搬张桌子都要流血之言不虚。理论上，科举本已沦落为对读书人的戕害，但是实践上你改一下，首先对你不满的，偏偏是那些受害者。一句话，俺就愿意受害，受害之后才能受益，俺以自虐混饭，谁拦俺俺跟谁拚了。

近身肉搏中，拦着康有为与光绪亲密接触的那个人死了：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5月29日恭亲王走向死亡的这一天，光绪来病床前看望自己的叔父，年老的叔父告诉自己的侄儿：“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 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发展恰恰是恭亲王最不愿意看到的：光绪还真就轻信了广东小人。叔父前脚死，后脚康有为就连续进球了，因为最佳守门员奕訢没了。6月11日，康有为的百日狂赌就正式上演了。演着演着，随手拿光绪与袁世凯一道作了他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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