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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雄纠纠气昂昂，泥菩萨它过河去了！
书名： 袁世凯传：真假袁世凯辨别 作者： 端木赐香 本章字数： 17818 更新时间： 2024-11-26 11:30:50

1882年（光绪八年），袁世凯本来还想回家参加一次科考呢。在此年春天致三哥世廉的信中，既祝“吾哥大人”院试（童子试）中夺标，还说自己“秋试在即，不愿奔走风尘也。弟不能博一举人，不能瞑目，近来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呕血，患从前喉症”云云。 5月份致二姐的信中，有要求家人给他捎来官照、监照的语句，并且强调“至要”，“下场非此不可”。 “博举人”、“捎监照”云云，倒是足证袁世凯已拥有监生功名，只是无法确证何时何途获得而已。

可是还没俟到秋间考试，军令先到了：政府着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之后又电令道员马建忠与丁汝昌同行）带军舰三艘、驻扎登州帮办山东防务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带淮军六营，前往朝鲜平乱。

8月8日，吴长庆到天津接受任务，令张謇筹划出兵事宜。张謇任务过大，人手又少（好多幕僚都要回家参加科考），遂提议让袁世凯帮忙。袁世凯一看有事做，就把科考的事儿推到后脑勺了。吴长庆给他一个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相当于现在的后勤补给。

8月19日，庆军乘船东渡。袁世凯随军出征。在船上与人张灯夜话，豪气干云，引起了金允植的注意，两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袁：我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城，何如？

金：未为不可，到仁川后观机酌行恐好。

金：何故头发半白？

袁：弟少孤，有志四方，游历天下，偶得失血之症，以致早白。

金：正当登画麟阁之年，已有潘毛彪斑之叹，发短心长，壮气不磨，正复早白，何伤。犹愿随时保啬，为国自爱。

8月22日，庆军到达朝鲜的南阳港。吴长庆希望乘敌不备，连夜登陆直击汉城。军中一些老营官有些贪懒怯敌，畏缩不前，不是说晕船，就是说天黑。袁世凯自告奋勇，两小时内即登陆成功。登陆时，小伙子光着脚在岸上跑了一里多路，两脚都磨出了血泡。登陆后又自任先锋，为大军开道60里，安营扎寨后，又回头迎接吴长庆大军。吴当众大加夸奖。

中国军队，既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化，还没有职业化（世袭化倒是有的）。这导致咱的军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不只淮军，所有的军队，都得靠烧杀抢掠来弥补经费之不足。庆军进了朝鲜地界，传统当然要发扬光大了，何况事起仓促，政府准备不足。一些士兵散入村家作弊，连抢带扔，满世界撒上了欢。袁世凯认为上国天兵，抢夺事小，却有失大体，影响咱大国形象，遂再次自告奋勇，担当整顿军纪工作。吴长庆正为此发愁呢，遂授他全权，并给令箭。之后袁世凯前来汇报工作，说有大事要禀明大帅：军中有人抢劫。吴长庆厉声问为什么不严办？袁世凯回答曰：我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人头呈验。吴大帅一听，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子。” 之后，驻韩军队的纪律大有改善。

关于平乱，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等开会商议。最后定议，诱捕大院君，恢复国王政权。随后，清军进驻汉城南门外。8月26日，吴、马、丁三大头拜访大院君，说尽了好话，大院君没有多想答应回拜。8月27日，大院君来了，吴、马邀请其入帐笔谈，袁世凯在外头，挡住其护从卫队。吴、马在里头把大院君押下，送到咱的军舰上，一路顺风，直接把人押天津了（以后又软禁在了保定，生活优待，并且计划永不准其回国）。至于大院君的其他人马，中方给朝鲜国王要来一份请求剿灭乱党的手书，名正言顺地把他们全解决了。9月12日，朝鲜王迎接闵妃回宫，袁世凯抢先前往道贺。两口子特感激清军，更喜欢袁世凯。

这次平叛，年仅24岁的河南帅哥袁世凯表现突出，有勇有谋，不但赢得中方的高度赞扬，甚至赢得友邦好感，朝鲜国王两次接见袁世凯：第一次是设宴款待吴长庆等大佬，袁在受邀之列，并且得到了韩王馈赠；第二次是由鱼允中陪同单独接见，双方谈什么不知道，但知道袁世凯这人有特点，容易招人待见。

10月，政府奖励有功人员。吴长庆给李鸿章提供的名单首列袁世凯，评价曰：“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已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给的评语是“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袁世凯得补用同知（五品），并赏戴花翎。

关于朝鲜后事，由于大院君一党跟中国后来的义和团似的，火拚中围攻过日本外交使馆，所以在马建忠的指导下，朝鲜和日本签订壬午条约，因签订地点在济物浦（仁川），史称《济物浦条约》，规定：朝鲜赔偿日本损失及军费50万元；日本驻兵朝鲜京城护卫使馆；朝鲜遣使前往日本谢罪。

朝日条约，让国内以翰林院侍读张佩纶为代表的爱国义士们深表受伤与愤怒，甚至海归人才马建忠都被他们的口水淹没，导致其在以后的仕途中长期郁郁不得志。关于朝鲜后事，张佩纶主要建议如下：第一，中国简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管理朝鲜外交。第二，中国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朝鲜训练军队，既可以防日诡谋，还可以防止朝鲜怀有贰心。第三，日本却盟索费，且订明得以驻兵朝京，中国应一面拒绝朝鲜借款，以免其借中币填日欲；一面令吴长庆等对驻京日兵密谋牵制，嗣后议设通商大臣。第四，中国应速筹款，兴造快船，驻守朝鲜仁川以防日谋。第五，预筹辽防，以备缓急。第六，据朝鲜永兴湾，以防日俄。

面对朝鲜这种小可怜，中国人都是难得的民族主义者。张氏六策，与日本后来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本质上没啥区别。我甚至怀疑日本都是跟咱学的。

在爱国人士的叫唤下，中国政府与朝鲜强硬签约：第一，驻军朝鲜。第二，从朝鲜方面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督权，并在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国租界。第三，声明朝鲜乃自己永远的藩封。第四，荐员帮助朝鲜外交。（中国推荐的是德国前驻天津领事穆麟德和马建常。前者与德国公使不睦，所以投奔了李鸿章，后者曾任过驻日领事，乃马建忠之兄），第五，另派道员陈树棠和唐廷枢到朝鲜，前者协助商务，后者协助矿务。第六，着袁世凯帮朝鲜编练新军，赠送铜铸开花大炮10门，英步枪来福枪1000支，并配齐弹药，端的是慷纳税人之慨。

咱就这么说吧，朝鲜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外交，甚至电信通讯事业，都由咱控制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与朝鲜本是马拉松式的谈情说爱，现在一看日本有意于朝，它马上就先把朝鲜强奸了。这一奸，有些事就麻烦了：第一，朝鲜上上下下，稍具民族意识与国家尊严的人士都不愿意了，老大这是干嘛呢？原先恩恩爱爱的，现在怎么一副强奸犯的小样儿？第二，日本奸心正盛呢，这不上赶着让自己与日本冲突吗？问题是中国的爱国人士，既不知人，更不知己，他们认为中方在朝鲜方面取得了巨大胜利，甚至叫唤乘胜追击两鼓作气，顺势把琉球也从日本魔爪下收复回来！

为了防止日本对朝鲜的影响，袁世凯与闵氏一族结托。闵妃集团在事变解决后派人来中国谢恩。清政府对他们大加笼络，导致他们进一步倒向中国怀抱，事大要事到底了。日本当然也不含乎，也拚命的拉拢一些新派骨干人物。同样是事变后，朝鲜政府派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前往日本谢罪，又不好好给他们的出行提供方便与经费，导致他们只能搭乘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的船前往，区区5000元的旅费也由日本政府代为支付。日本方面给他们很高的礼遇与优待：天皇高规格接见；延长赔款时间，减轻朝鲜压力。除此之外，还给这帮年轻贵族上课，召唤他们独立自强的民族意识。这帮人回国后，立志效仿日本，改革维新，与闵族集团矛盾加深，双方进一步分化为保守与开化两派。保守一方亲中；开化一方亲日。矛盾越来越尖锐，导致朝鲜又来一次事变。这次是开化党发动的。

开化党发动事变，有两个缘起。第一，闻听中国将要把顽固守旧的大院君放回，虽然温厚有加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说不出什么来，但内心甚是惧怕父亲的回来会导致政局紊乱。一句话，好事做到底，那个老混蛋长期软禁在你们中国，好吃好喝招待着就行，放回不是给我们添乱吗？这点倒跟中国宋时那个同样的高宗——赵构一个心态。岳飞就是不明白，要迎回二圣，处处跟主子添乱，才导致自己小命先没的。第二，中法冲突中，中方失利消息频传，这让朝鲜很失望。小样儿么你，琉球被人割了，越南也要被人割了，还保护我们呢，自己都快保护不了了。与其等着人家来割，不如我们自己先割。我们亲日吧。亲日可能还有希望；亲中，那是永远没戏了。一句话，朝鲜也是《让子弹飞》里的鹅城居民，谁赢跟谁，谁输抢谁。虽然抢不了中国，但是藐视中国总是可以的。而且，随着中法战事的发展，中国的驻朝情势也有所变化。

由于中法战事中清朝的失败，更由于害怕法国海军北上骚扰。1884年（光绪十年），李鸿章令吴长庆带三营军队撤回中国，驻防奉天。另外三营仍驻汉城，虽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但袁世凯总理营务处并会办朝鲜防务，相当于吴兆有的副手。而且，吴长庆过于偏爱，把自己经营三十载的坐营庆字副营，交由袁世凯亲带。这一来，庆军中的一些老将官就都不愿意了：袁世凯不就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吗？论资排辈怎么也轮不上他啊。更关键的是，吴长庆非李鸿章的嫡系，李鸿章这当口把庆军一分为二，让庆军上下对李鸿章颇有看法，而且撤兵回营的吴长庆不久就去世了，直让人怀疑他是被李鸿章抑郁死的。虽然袁世凯在家书中经常提及“吴大叔”对他的恩情及自己的报答之心，并且在吴长庆去世后，除了奉送一千两银子的奠仪外，还专门派本营副将带领军士护其灵柩回安徽老家。但是由于李鸿章比较看好袁世凯，庆军人就不乐意了，且上下传出风声，都是袁世凯在李鸿章面前使的坏云云。没办法，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吴兆有治军平平，袁世凯作为副手，职责所重，导致他辞去了代朝鲜练兵事项，一心一意干自己的专职，而且干得很认真，大刀阔斧地搞改革，既弄得上级领导不好看，还影响了诸多人的既得利益。在这么一种氛围中，随吴长庆回国的名士张謇带领其他幕僚，给袁世凯一份长达三千字的公开信。信里把袁世凯骂了个狗血喷头：骂他对不起吴长庆，巴结李鸿章，“露才扬己，颇有令公（指吴长庆）难堪者”；骂他越来越狂，对自己的老师张謇本人的称呼，由老师、先生竟至某翁、某兄；骂他品行不端心术不正，禁止士兵嫖娼，自己却拥有官妓三位云云；最后，希望他痛改前非，则双方的交情自可恢复。 张謇的名士之笔，把袁世凯骂个够戗。平心而论，袁世凯初生牛犊，中国官场上装孙子那套风格没有学会多少。但是张謇的传统文人劣根性也不是没有。不关注制度本身的优劣，鸡毛蒜皮、人事从属倒会被他们捉住大做文章。袁世凯读了之后，一言不发，一字不回。双方从此绝交N年。

庆军内部哄乱间，日方加紧行动，告诉朝鲜的开化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且，为了表示俺们的诚意，你们的壬午赔款50万元，俺们只要10万，剩下的40万还给你们搞改革。高宗本就对背靠中国的事大党的飞扬跋扈不满，现在一看日本待自己比旧老大还要好，于是倒向了开化党。开化党骨干人物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一看时机成熟，遂于12月4日发动政变，杀闵族骨干数人，并让国王发出“日本公使来护朕”的手书，日使竹添进一郎拿着手书，理直气壮地带兵入卫，国王改组新政府并且发布改革纲领。新政纲领除了进步改良的意思，还不忘针对清朝：“废止朝贡虚礼” 。也就是说，老大，俺不跟你玩朝贡了。是为甲申政变。被马士恶心为“东方式的普选”。 按他的意思，中朝这样的国家，政变就叫普选！虽然时空隔了这么远，坐在河南安阳的俺还是很脸红的说。

清方也不傻，知道朝鲜的开化党什么意思。所以袁世凯与吴兆有上书李熙，要求入宫护卫，李熙当然答曰不准了。于是袁世凯找了几个朝鲜官员，让他们以朝鲜政府代表的资格，写信请求中国出兵。同时，吴兆有、袁世凯写信问李鸿章，但是当时中朝之间不通电报，不待李鸿章指示前来，朝鲜局势就乱套了，所谓的将在外君命等不及授。袁世凯还致书日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也不得回音。于是袁世凯说服吴兆有等将官，6日下午，他带领1500兵打进了朝鲜王宫。更为英明的是，袁世凯在此之前，还策反朝鲜新军左右两营（朝鲜新军此时分为前后左右四营），秘密召见两营营官，每营赏银六百两。袁世凯的队伍一到，这两营立马儿与清军并肩战斗在一起。日方居高临下，地利上占有很大优势，所以中韩联军死伤颇重，但队伍是袁世凯带的，战斗力就不一般了。日使见双方兵力悬殊，且袁军舍命死战，率军撤退到使馆，使馆受到攻击，再撤退到仁川（使馆失火，袁世凯说是日人自烧，日人说是韩人放火。日本侨民十几人被困，袁嘱人把他们护送到仁川，交给竹添）。新党损失惨重，金玉均等几个要人亡命日本。7日，袁世凯把逃亡在外的国王弄回宫中，要他答应以后还要亲中，算是干得干净利索。

可能是干得太好了，所以麻烦也来了。

首先是袁世凯的强势与能干，激起了吴兆有等将领的不满。其实是早有不满，不过乘势而已，所以开始上书弹劾他了，说他贪污军饷。其次，他不经请示即挪用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家属（被杀朝鲜大臣都是事大党骨干，与袁交情也甚厚），并要求李鸿章给予报销。对自己军民都一毛不拔的李鸿章哪会同意这个，严厉批评袁世凯，说他：“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实属荒谬，所请责不准行”，并札饬吴兆有责令袁世凯自己掏钱赔偿。堂叔袁保龄得知，也去信痛训，要求其悉数赔缴。 但是这些都属人民内部矛盾。对袁世凯来讲，还有人民外部矛盾呢。这就是中日朝事。

关于朝事，12月15日，袁世凯上书李鸿章汇报经过，先说此次事变乃是朝方“背中国而投顺泰西”， 后是提出建议：“此时为朝鲜计，或战或和，在中国不难即了。然泰西方盛，不数年必又有异谋，则中国尤难防御。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

小伙子倒是野心勃勃，颇有日本人的扩张风范。但是鸿章这个老头，考虑得就多了。虽然他认为袁世凯干得很漂亮，但是再继续与日本干下去，老头儿不是赌徒，也没那朝气，所以拒绝了袁世凯的建议。这让袁世凯很失望。

袁世凯不幸生在大清朝，若是放在日本，怎么着也会成为维新一杰呢。当然了，日本开始维新时，袁世凯才十岁。但是给他日本那样的平台，他将干得虎虎生风，而不是如此憋屈。所以王芸生先生把袁世凯的军事胜利称作“虎头”，把鸿章的决策权称作“蛇尾”。 其实，鸿章又何尝不想做成虎头般的事业，只是大清体制下，从来都是蛇尾控制虎头。即使他曾有虎头的资质，也早被政府与帝国体制给抖索没了。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同理，弱国无强人。袁世凯再强，捱不住蛇头们压你。另一种意义上的强虎难压地头蛇吧。

关于中日之间。日方民间舆论激愤，但政府出于多种考虑，希望外交解决。而中国拨回政变，已属侥幸，更愿意见好就收。所以对于日本要求查办袁世凯的要求迅速答应，并派钦差大臣吴大澂前往查办。事实上是做给日本看的，吴大澂不但没有查办袁世凯，反而私底下给他伸大拇指，夸他干得好（两人后来还做了亲家，吴女嫁给了袁的长子克定）。但是为了给日本做样子，还是压了压袁世凯。因为此时的袁世凯，虽然上司没有批准，但是他自己倒是批准自己了，不但住在朝鲜王宫，与朝鲜国王一墙之隔，对其进行直接监视。而且要求朝鲜各部大臣每天向自己早请示晚汇报，俨然监国。所以清方的查办，就是把袁世凯从朝鲜王宫撤出，回归本营。然后中日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袁世凯本人却成了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恨之入骨。而中方人事方面的鸹噪，也让袁世凯有些心灰意冷，虽然查办大臣罩着他，但吴兆有等一帮老将，对他已是咋看咋不顺眼。恰在此时，袁世凯的嗣母听说自己亲爱的嗣儿在外面惹了事，吓得旧病复发，发函催其速回。于是袁世凯请假回籍，吴大澂不但准了，还让他上了自己的船。时为1885年1月31日。时任兵曹判书的金允植写下了《送慰廷归河南》：

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曩值危急日，人皆敛手避，黜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事定反觅疵，利口交渐渍，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君今浩然归，俯仰无所愧，天日照孔昭，贤才岂中弃。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这文章虽然写得顺口溜似的，但作为朝鲜人，能写出这么顺溜的汉文，就算不错了（金是朝鲜著名的汉学家）。更不错的是他对中国人情事故的推断。这也正是袁世凯心灰意冷的主要原因吧。

袁世凯脱离朝鲜那个是非之地，回到了相对安静的后方。保龄听说后，拍着大腿夸侄儿：“此子狡狯，胜过老叔矣！”回家路上，袁世凯到旅顺拜访了保龄，叔父进一步教导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何益耶”。关于袁吴矛盾，叔父授意曰：“汝在津万勿谈孝庭（吴兆有字）一字短处。此事关人福泽度量，非仅防是非也。”袁世凯受此教导，待到了天津，在李鸿章面前一字不提吴兆有。倒是李鸿章憋不住了，主动过问，袁世凯潇洒地回曰：“我若有错，谁都可以说。我若没有错，错就在说我的人，与我有何相干？”李鸿章眼睛一亮，人才啊：“胆略兼优，能持大体”。 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后来重用袁世凯，与此不无关系。保龄死得过早，否则有这个老叔盯着，袁世凯后来也不会栽称帝那样大的跟头。

交待完袁世凯，接着交待朝鲜后事。朝日之间，朝鲜方面再次向日方赔偿损失、谢罪等。中朝之间，朝方向中方派来了感谢使团。当然，感谢之外，使团还负有特殊使命——带了十万两银子给闵妃购买奢侈品，气得袁世凯大骂：“无仁之辈，理当暴卒。” 至于中日之间，于1885年2月（光绪十一年）由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天津商谈，4月，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分赃如下：中日两国驻朝军队各自撤回本国；朝鲜练兵，中日两国皆不派教练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派兵，须先行文知照对方！众所周知，李鸿章谈判的这个结果，中国吃亏大了。本来朝鲜单独属于大清，现在，两个主子了。而且李鸿章以其特有的敏锐发觉，日本不是玩的。所以事后给政府汇报曰：“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相形之下，伊藤博文对中国的观感如下：“现当法事（中法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方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 看来，中日双方都不缺聪明人，问题是伊相在日本，能混成开国大佬；而李相在中国，则只能混成卖国老贼。制度与人事不行，岂能靠一人之力智所挽？不只挽不得，连自己的清名都得陪葬进去。

《天津条约》规定，签字后四个月内，双方撤兵。中方从朝鲜撤兵后，只留商务委员陈树棠在朝鲜。李鸿章深知陈树棠招架不住朝鲜的复杂局势——朝鲜开化党骨干金玉均称之为“没有骨头的鼻涕虫”。 这个时候的朝鲜，确实复杂：第一，朝鲜国王不傻，至此发现中日都不是好东西，遂选择另攀高枝——亲俄。更滑稽的是，给朝鲜政府出这主意的，乃是中国的外国籍雇员——穆麟德同志。第二，英国不愿意朝鲜亲俄。英国认为，俄国任何南下战略，都直接影响它的远东利益。第三，日本一看朝鲜要亲俄，也慌了。日本知道，自己还没做好吞并朝鲜的备战工作，这之前若让俄国插上腿，它就没戏了。两害相较取其轻，不如怂恿中国抓在手中不放，到时候自己再从中国手里夺过来，也容易些。于是建议中方派“坐探国政大员”坐镇朝鲜，遇事与日本公使商议，联合控制朝鲜。第四，李鸿章也不傻，当然不愿意与日本共同控制。但是对于中方单独控制，还是乐意的。他的措施是：推荐美国人墨贤理代替穆麟德；释放大院君回国，以牵制朝鲜国王亲俄；派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一句话，朝鲜那个烂摊子，非袁世凯莫属！

李鸿章毕竟是一代大吏，识人的能力还是有的。与日方的谈判中，一者是政府指示他力保袁世凯；二者是，日方在谈判中力持惩办袁世凯。其它条件，李鸿章倒是好说好商量，但就是袁世凯这条，却让老同志坚持上了，甚至不惜拿战争相唬：“若因此决裂，我惟有预备打仗耳。” 唬得日方一愣一愣的：这老家伙，向来很明智的，何以突然二百五起来了？不管怎么说，还是把日本唬住了，最后放弃了惩办肇事营官的要求。李鸿章呢，答应日方以私人名义对袁世凯进行警告责备。老头儿明显是哄孙子呢。

关于护送大院君回国，李鸿章本来想派提督丁汝昌、总兵黄金志等人带海陆军护送。后来一想，一者这样太招摇；二者，若让袁世凯伴随，凭他的机智，根本就不用派兵了。而且也是进一步考查袁世凯的机会。他把意思对袁保龄说了，袁保龄可不愿意让侄儿再次涉险受罪去。另外，他还希望侄儿再去应考呢。按他的认识，科举才是正道，其它太贬身价。无奈鸿章几次要求，袁保龄抵挡不住，遂写信给呆在老家的袁世凯，让其到天津报到。袁世凯接信后立即动身，为了不耽误李鸿章规定的日期，日夜狂奔，居然累死一头骡子。

李鸿章见了袁世凯，亲切地给他玩笑：“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没有答应，希望还派丁汝昌等去。李鸿章再次玩笑：“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亦不需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 袁世凯没法再拒绝了。

袁世凯任务完成得尚可，基本上没引起什么大的政治波动。袁回来复命，李鸿章更满意了。让他赴朝代替陈树棠的主意更坚定了。

袁世凯赴朝鲜时，袁保龄就告诫侄儿，去海军历练，“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 但是李鸿章早考虑好了，而且朝王都亲自来信，点名要袁世凯赴任朝鲜，这一来李鸿章更有理了，他上奏说了诸多袁世凯的好话，然后要求政府派袁世凯接替陈树棠，并且给袁世凯报请一个知府，赏加三品衔。在袁世凯致二姐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七次辞却”，“中堂大怒，谓不以国家大局为计”之类的苦衷；更可以看到“赴朝鲜充四等公使，亦小钦差局面”，“太后留意，诸亲王、军机大臣、中堂推重”，“弟年未三十，名扬中外”之类的得意。 总之，小伙子就这样上了李鸿章的贼船。这就是所谓的机遇与知遇吧。

1885年（光绪十一年）11月，袁世凯到了朝鲜上任（月薪四百两，三年一任）。同时，中朝之间也通了电报，方便多了。但弱国无外交；同理，弱国无属国。就清政府那小样，自身都不保了，还想把朝鲜紧揽自己怀里，这注定袁世凯的差事不是个好差事。如果朝鲜的内政外交不插手，则你东来何故；若插手吧，朝鲜国王与闵妃还老大的不乐意。不说民族自尊，就是个人自尊也得有吧。袁世凯呢，弄着一个不明不白的身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人家都是驻朝公使，就咱，觉着咱是宗主国，不能与其它西方列强持平，至少名头不能一样，所以让李鸿章给出了这么一个名头，也不知唬人呢，还是安慰自己呢。用马士的话来说，袁世凯在朝鲜的任务是：“就简单的一面说，就是确保朝鲜对中国的从属性，并打击朝鲜国王的一切要实现独立自主的努力，不问那些努力是打算把那位国王领上受俄国或者日本武装保护的道路还是打算使朝鲜甚至成为在美国策动下的一个主权国家。他积极劝喻朝鲜的腐朽政府采行有益的改革，但是始终不渝地坚持朝鲜对中国的从属地位。”

袁世凯就这样身在朝营心在汉，一门心思扑在清国的国家利益与外交面子上，再加上他遇事生风、不遇事还生风的虎气，闹得朝鲜上下很不舒服：原先大清那么牛，都没如此控制过我们，现在自己都不行了，却失心疯似的压制我们，啥意思呢？欲摆脱中国控制的愿望反而更加迫切了，导致袁世凯都想给它改立皇帝了——袁世凯想立大院君之孙李埈镕，并使大院君重新摄政。更复杂的是，闻听朝鲜方面已经与俄国签订了密约，第二次蠢蠢欲动选择亲俄。袁世凯急坏了，训朝方交出文件来；同时电示李鸿章：“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擒群小。” 幸亏他没兵，否则他真领着两组二百五就打过去了。虽然李鸿章拒绝了袁世凯的建议，但是也想着法子唬朝鲜，在与朝鲜官员的笔谈中云：“中朝并未视韩与各外国同例，而韩竟欲自比于各外国，且欲借外国以制中朝，何其梦梦。试看中国虽与各国联和，究有何国敢于胁制中国耶？”

朝鲜欲独立，固然是做梦。可是中国欲做朝鲜的宗主国，又何尝不是梦中梦呢？

朝鲜政府有时候被袁世凯逼得哭鼻子。愈是这样，愈想独立。为表示自己的独立自主，1887年（光绪十三年），朝鲜决定往外国派出使臣。这对袁世凯是个难题：按国际规则，属国是无权派出使节的；可是按中国宗藩制，属国又向来内政外交自主；更主要的是，清政府遥控下，朝国与诸国签订的条约都有互派使节一端。美国的抗议下，中国政府想到的招是：朝鲜可以内政外交，但得事先向我大清请示。于是朝鲜政府就派人请示去了。清政府找不到什么理由拒绝，又想个招儿——当时的驻外使臣都是二等公使，你们的出外使臣若带全权二字，岂不与我们平起平坐了？这样吧，你们的使臣不得带“全权”二字。朝鲜一听不愿意了：俺内政外交向来自主呢，不叫全权怎么行？与袁商议：要不这样吧，我们的使臣出外报聘一下，任务完成后，让他们回来，别派参赞前往驻节。清政府同意了。但还是不放心，袁世凯与李鸿章商来量去，最后由李鸿章定下附带条件三端：第一，韩使到某国后，先谒见中国使臣，然后在中国使臣带领下赴该国外交部；第二，遇有朝会公宴酬酌之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第三，外交大事，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指示。 问题是这种端口，有伤对方自尊。朝鲜虽然表面上同意了，但实际上并不通知使臣们，使臣们即使知道也不执行。袁世凯抗议，朝鲜政府不是不理，就是模糊应付，还要求修改三端，双方拉来扯去，居然拉扯了五年之久，拉得伤肝动脾，外国不是看笑话，就是力挺朝鲜。事实上，稍具良知的外国公使都看不惯中方在朝鲜的那副小样。袁世凯在朝鲜，人称袁总理。自1882年的中韩水陆商务章程就规定，中国北洋大臣所派驻韩商务人员与韩廷所派驻津商务人员是平行的，也就是说北洋大臣与朝鲜国王平行；同时规定，朝方遇有公会，中国总办委员为“宾中之王”，其席位应在朝鲜官主位之上。 这样中国驻朝总办的位置就有些不上不下了，很尴尬的。1889年，美国公使主持对朝赈灾会议，邀请袁世凯参加，小伙子回以“定乱救荒为上国驭属之特权，而泛舟输粜亦友邦恤邻之善举，其事情似同，而事体办法则异”，拒绝与会。 美国驻朝公使认为，事关慈善，你们中国还摆什么宗主国的小样儿；并通过其政府向清国总理衙门提出质询：袁世凯到底在朝鲜是干啥吃的？他的职衔与权限何在？总理衙门回曰：其职任虽不便显分二等三等公使等职，但其权利与尔各国公使相等。韩国不能慢怠，它国也不能轻视。至于驻朝公使领事会议，自应由中国驻朝人员随时察度办理，是否参与会议，自行酌办。此本无一定体例，本衙门未便遥度，贵国似也不必过问云云。 总署这样回答还是自相矛盾，既然把朝鲜当属国，袁世凯就是监国大臣，位在朝鲜政府之上，公使团会议当然不参加了；可是又要求与外国驻朝公使职权相当，那还怎么体现宗主国的上位？

总之，一面是朝鲜的阳奉阴违，一面是外国公使的排斥讪笑（真心支持袁世凯的也就英国，真想让朝鲜独立的是美国，日俄是各怀鬼胎），以至于连袁世凯这样的勇于任事者，都几次表示不想干了。虽然朝鲜政府也在他三年期满后就想赶他走，几次跟清政府请求另派“安详公平”或“公正明识”之员，但是李鸿章愣是不放。不时的写信安慰袁世凯，此摘两段话：

韩事日就败坏，不易挽回，执事在彼三年，苦心调剂，随宜补就，非止一端，局外或不深知，鄙人岂不洞察？

目前情势，操纵两难。横览人才，亦无以易执事，非漫为勉留也。韩王之锢蔽，似以无可挽回，目前除却“持大端不苛小”六字别无办法。所望平心静气，愈加讲求交涉之宜，维持一分即补救一分，将来局面，或有变迁，或有十分稳当可代之人，自当时时留心，终不使执事久居危疑之地也。

老李也是有苦难言啊，中国自己都是大阿斗了，还强撑着去扶朝鲜那个小阿斗，当然咋也不是。至于合适的人选，九年之中他愣是没有选出一个来，哄哄弄弄中，让袁世凯干了三任九年。正应了咸丰皇帝那句话：我大清尚有人耶？确实没人了！

朝鲜固然还是原先的小弟，但小日本毕竟不是原先的小日本了。1887年（光绪十三年），就在袁世凯与李鸿章给朝鲜制造“三端”的当口，日本制定了五年装备计划。1890年，军备完成，开始着手舆论宣传工作。朝鲜方面，新党势力由于金玉均、朴泳孝亡命日本而衰落。但日本仍然扶植新党势力，并派遣少年军人潜伏朝鲜，等待时机。袁世凯企图给朝鲜另立新君，让大院君摄政，这让朝鲜国王心神不宁产生怨恨；沙俄还在拚命插腿中，命其朝鲜公使频频勾搭闵妃集团。最要命的是，袁世凯判断失误，认为日本无意与中国生衅。嗯，可能是日本对他太客气了；也可能中国传统，习惯轻视日本了。不只袁世凯，国内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没有把日本看在眼里。

1894年，日本做好一切准备了，朝鲜这边也有事了。袁世凯支持朝鲜派刺客赴日谋刺金玉均、朴泳孝，结果很滑稽：首先，金玉均被诱到上海，被刺而死，中国方面把金的尸体伙同刺客一并递交朝鲜，刺客不但受到中国方面的礼遇，且送回即被释放。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知道朝鲜乃中国的徒弟，有戮尸的陋习，这样会激发日本民众的情绪，且让主战派势力抬头。所以陆奥通过日驻朝使臣和日驻华使臣，向朝廷与中国政府要求，千万不要凌迟金尸。问题是中方与朝方都不在意日方的请求，不但戮金尸，还提拔重用刺客。其次，刺杀朴泳孝的刺客反被朴泳孝逮住，另一同伙逃奔朝鲜驻日使馆，驻日使馆拒绝交出，使臣下旗回国。日人果然大愤，激进者在东京组织了金玉均君的盛大葬礼和纪念会，并派代表访问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要求政府对清宣战，占领朝鲜，洗雪国耻。陆奥宗光回说：是否能发动战争，得咨询一下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回曰：“此时不管是谁，只要他能点燃战火，后事我可负全责。但可惜无法这样，真泄气，现在的政府在非战论者手中，因此要发动战场，恐怕不无困难。” 看来，军部已做好战争准备，就等政府下决心了。

就在日本政府犹豫的时刻，又有一脚踢了过来——东学党起义了。

东学党，朝鲜政府视其为邪教，但其理念融合了儒释道等中学，以示与基督西学的区别，是谓东学。宗旨有明人伦、诛污吏、救民生、反西教；同时还有不杀人、不伤物、忠孝双全等，总之稀里糊涂不伦不类的。他们比义和团稍微聪明些，至少是反朝灭洋，没有扶朝灭洋；不管它西方文明还是东方封建，一块儿反了。当时的朝鲜国政一如老大哥清朝，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天下苦朝久矣，所以这起义是迟早的事儿。起义一爆发，袁世凯就向朝鲜政府提出，他愿代平叛乱。但是朝鲜政府有些害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后来发现自己实在压不下去了，于6月1日由闵妃外戚闵泳骏出面向袁世凯求援。袁世凯让朝鲜方面写个正式呈文，同时向李鸿章请示：第一，“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第二，“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不可却之举”。第三，日方派翻译前来，也请清政府出兵，并说“我政府必无他意”。第四，“日如多事，似不过籍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 6月3日，朝方向袁世凯递交求援书。6月4日，清政府接到正式的求援书。同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志成率领淮、练军1500名，另由丁汝昌率军舰三艘，驶赴仁川掩护。老大哥就这样以八十岁老太申请参军的泥菩萨精神，过河去了。6月6日，中方按照当年分赃的结果知照日方中方已出兵，并且在照文中强调“派援兵勘定内乱，乃从来保护属邦之旧例”。 日本第二天回复曰：“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另外电告：按照天津条约，我们也要出兵。 中国一听日本也出兵，慌了，马上劝告：你们出兵不宜多，而且人家朝鲜也没请你们。你们就保护商馆得了，万不可入内地，免得咱们兵遇生衅。日本回复说：按照先前的天津条约，我们出兵除行文知照贵国外，出兵多少及进退行止丝毫不受中国政府牵制。再说我们军令森严，与你们清军相遇，不致生事。 日本先期出兵一个旅团约800名，几天之后就达到7000多人，远远超出中方。看来，他们这回是下定决心要与中国开战了。

朝鲜呢？一看要引来日清两国部队，慌了。连哄带吓之下，东学党与政府签订休战条约，不起义了，自动解散，导致中方部队根本没与东学党照面。朝鲜大臣向国王上奏说：日本之所以出兵，乃是由于中国出兵；而中国出兵，乃是由于闵泳骏的独断，中国兵是他请来的，就请他请袁撤兵吧。6月13日，闵泳骏来找袁世凯，请求中国撤兵，以解除日本借口。袁世凯破口大骂，甚至朝闵泳骏脸上大吐口水。 看来，即使是亲华派，也很没意思的。不过对于大清政府来讲，东学党已歇菜，自己再进兵，“殊无趣味”。于是通知日本，中日同时撤兵好不？日本说你撤吧，俺呢，既来之，则安之，帮助朝鲜改革内政呢。李鸿章又想到了以夷制夷，先寻找上了俄国。俄国一出面，日本退了一步，中日合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否则俺还是不撤。问题是中国这个大阿斗这会儿又拽上了，向不干涉别国内政云云。袁世凯连电李鸿章要求增兵，为李拒绝。为了让朝鲜表示出自我改革的诚心，袁世凯苦劝闵妃告退，选拔有名望的老臣由朝鲜自己进行所谓的改革，以堵上日方的嘴。问题是闵妃这种娘们儿，跟慈禧太后那个娘们儿一样的心思，宁愿国家沦陷，也不愿意自己权力丢散。气得袁世凯又想给朝鲜发动一场政变了，但由于李鸿章不支持而放弃。李鸿章不希望给朝鲜添乱，更不希望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因为他太知己了，知道大清是个纸糊的房子，北洋海军是纸糊的灯笼，吓鬼可以，打日本则不行。为了让俄国多出些力，李鸿章甚至向俄国公使喀西尼许诺，俄国可以与中日两国共同承担朝鲜问题。可是俄国政府认为，我们“珍视李鸿章对我们的信任，然而我们认为不便直接干涉朝鲜的改革，因为在这建议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一个愿望，即把我们卷入朝鲜纠纷”。 一句话，俄国不愿意做火中取栗的孙猴，给李鸿章的答复是：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至于朝鲜内政，是否改革，俄也不愿预闻。

日本一见俄国只来友谊，不来强力，遂继续给中国加压，你不干涉，那我就干涉吧，并且增兵朝鲜，要求朝鲜国王声明俺是独立国不是中国属国。中方一看不妙，也不怕干涉内政了，向日方提出，咱先撤兵，再议朝鲜改革，好不好？与此同时，李鸿章要求向了英国。英国看到自己在亚洲的劲敌俄国与中国嘀嘀咕咕的，早就坐不住了，所以也热切地派人在中日之间周旋。日本当然不怕周旋，同时威胁中国政府，光叫唤撤兵撤兵，撤兵后朝鲜再出什么事变，你负得起责吗？

清国通过英国，表示，俺不叫唤撤兵了，你说咋办吧。日本也通过英国，表示：“即令中国政府为改革朝鲜内政，而准备选派委员，也须约定对于日本政府业已独立着手的事项，不容置喙。朝鲜形势所以演变到这样紧张的地步，全由于中国政府以阴险手段及因循方法使事情延宕不决而造成的。因此，中国政府对我国此次提议，非从本日起，于五日内以适当方法表明态度，则日本政府将不再与中国进行会商。同时在这期间内，中国如再增兵朝鲜，日本政府即认为这是一种威吓的措施。”

李鸿章一看，俺让步俺让步。这样吧，俺们承认，日本在朝鲜与中国权利平等；但“遇朝鲜有大典，日本不能与中国并行”，而且朝鲜改革只能劝告，不能强迫。日本说不行，我们不但要强迫它改革，遇有大典，我们日中两国还得平行！英方一看，俺也管不了了，撤吧，只向日方声明，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中心，希望中日开战时，日本不要在上海及其附近作战。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求过德国与美国。德国说，英俄在朝皆有利益，让人家冲突起来多不好，所以我们就不掺乎了。美国说，俺“严正中立”。

中方有些发毛了。更毛的是袁世凯，除了担心自己的安全，还得应付日方外交上的刁难。比如聂士成军在牙山贴有“保护属邦”的字样，日方就要求袁世凯解释清楚。 袁世凯当然解释不清楚，既说中朝关系由来已久，又说日朝条约规定朝鲜独立自由地球人都知道。6月29日，袁世凯连发三电，请求回国。初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继说“倭近万余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后说：闻听日本公使要按万国公法例，派兵把自己押出，那就丢人大了。李鸿章正在设法由俄国调停，回电令袁坚守岗位，“略忍耐”、“勿怯退”云云。

之后，袁又发了几次电文，要求下旗回国，但政府依然不准。7月14日，袁生病躺倒了。有说他托辞有病撂挑子的。不过据他的家书，经常不用装就有病的。而且在朝鲜那样的局势下，估计也不需装了：外面全是亲日派，恨不得逮住他咬上两口；日本大炮更是直接对准了袁世凯的公署；手下幕僚全都跑了，柴米油盐也都没了。16日，袁世凯给李鸿章的电文已是声泪俱下：“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本来他建议，他走后由自己的亲密副手唐绍仪代理朝事的。唐绍仪，中国朝鲜海关事务前帮办穆麟德（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秘书。甲申政变当天，袁去找穆，来到穆宅，见一青年持抢，意气凛然地守在门口，当下心生爱慕；而唐绍仪呢，对袁也仰慕已久了，两个人从此结识且“互相爱慕”。 待袁世凯成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时，首先选择唐绍仪做自己的亲密副手。这个时候袁世凯的惨状，让唐绍仪都看不下去了，也给李鸿章发电，说袁世凯病得不轻，人都跑光了，自己一人既得忙公事，又得照顾袁世凯，而且，这里缺医少药，袁要是有个好歹，可惜啊！ 李鸿章一听，同意他回，但是清政府不同意。18日晚，李鸿章考虑到中日决裂在即，终于发电同意袁世凯撤回并由唐绍仪代理。问题是电报被日本人探知，准备在路上截杀。唐绍仪闻听，立即跑到英使馆找英国驻朝公使朱尔典求援。当晚夜半，袁改装易服，从使馆后门出，唐持双刀双枪，乘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的英国军舰。袁世凯到江边时，与日本策划的动手时间仅差十几分钟。 我们一些学者，不是说袁“临阵脱逃”， 就是说他“仓皇逃归”。 也不想想袁世凯不是战场上的将军，身为驻外使节，打仗非他职责所在，一旦决裂，自然是下旗归国。不说日本驻朝使者在壬午事变与甲申事变中都往自己国家逃奔了，只说咱们这边学者的意思，比日本鬼子还要痛恨袁世凯，恨不得让日本人杀了才解恨。这都什么人呢？

7月20日，日方向中方提交哀的美敦书，要求中方从朝鲜撤军，限三日内回复。

7月21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并且声言中国绝不是日本的对手，建议撤兵至鸭绿江，把朝鲜丢给日本。问题是战与和这种问题，绝不是李鸿章所能掌控的。中法战争，他主和；中日战争，他还主和。问题是清廷高层，具体来讲是帝后两党把争权的私意搅和到了战与和里；同时，愤愤书生，也就是清议派们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不知道老大哥外骄内虚，更不知道小日本名小实大，硬实力软实力什么的，一概不知。他们大骂李二先生是汉奸，大力呼吁中国增兵朝鲜。与此同时，英国方面又给出个主意，说：你们中日两国分占朝鲜如何？一个占领北朝鲜，一个占领南朝鲜，还不用你们打架，多好啊。中国方面说，这办法还算公道，可以接受。但是日本不接受，且认为这建议来得太迟，宣布：中国既然不同意朝鲜改革，那朝鲜改革的事我们日本就承包了，中国若增兵朝鲜，就是对日本挑战。

7月23日，日兵冲进了朝鲜王宫，把闵妃囚禁到了日本使馆，扶植大院君摄政。年届八旬的大院君当年被囚中国，放回后也没有在中国的支持下取得足够的政权，反而过着幽禁般的日子，这会儿正怨恨中国呢，就倒向了日本怀抱，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所有的商约，并“授权”日本驱逐中国军队。这样一来中国在道义上就很被动了。之前来消灭东党，那是由于朝鲜政府的邀请；现在，朝鲜政府宣布咱是敌人了，咋办？还有，日本宣布中国增兵就是对日本的挑衅，咋办？袁世凯的主意是“战无把握”，虽然早被李鸿章提拔为浙江温处道，并赏加二品衔，成为红色顶戴大员，可惜在大清那样的国情下，人微言轻。

这个时候，除了袁世凯和李鸿章，大清还有明白人。他就是被派上朝鲜的统领、时任太原镇总兵的聂士成。他一看中日出兵朝鲜快要演变成中日之间的战争了，遂建议中国实行战略大退却，从朝鲜班师。他致电李鸿章，分析说：日本蓄谋已久了，咱本来是去朝鲜帮人平乱，不是去与倭人争雄的，与之相战正好中了人家的奸计。老子云，不为人先。咱赶紧派船，把咱的兵撤回吧。问题是这样的明白人不多，光绪帝一意主战，且动不动搬出太后，说太后也谕不能示弱；帝师翁同龢一意主战；光绪身后的一干帝党，包括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的文廷式和珍妃的堂兄、时任礼部右侍郎志锐都一意主战，且把主和的鸿章骂得狗血喷头。当然这些帝党主战背后也怀了私心，就是借跃武国外，轻视日本，让光绪出人头地“凭陵母后”，以夺得真正的亲政大权；还有些人不见得是帝党，但也一意主战，跟现在的愤青差不多，提出了诸多黑色幽默的荒诞主张：有人认为对付日本，可以速战速决，打它个稀里哗拉，从此一劳永逸；有人认为可以施魏围救赵之计，放日本主力在朝鲜，咱派奇兵，直捣小日本本土，打它个哭爹叫娘，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甚至有人发明了持久战，说日本人少国小资源缺乏，咱跟它战上个三五年，保证把它打成孙子。总之，当时的气氛就是，谁主退却，谁就卖国贼似的。连太后都被感染了，认为与小日本过两招，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遂放手让光绪一试锋芒。在清议派一片主战的叫嚣声中，半亲政的光绪与掌握实权的老太后顺应了民意民心继续增兵！既有了朝鲜政府的授权，日本当然要开火——7月25日，运兵船“高升号”在牙山口外遭遇日本袭击沉没！8月1日，中国政府宣战，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时为1894年（光绪二十六年），农历甲午，史称甲午战争！

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要求袁世凯依然做他的“总理交涉朝鲜通商事宜”，奔赴东北帮助时任直隶按察使的周馥（这人后来也成了袁世凯的亲家，把自己六十岁以后才出生的小女儿嫁给了袁世凯八子克轸）筹措粮饷武器。袁世凯不愿干，也可能是身体不舒服，还可能心里不舒服。到了前线，他更不舒服了。在朝的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支陆军拥挤平壤城中，无所作为。当然，克扣私兵粮饷等作为，还是有的。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拨前就记得把饷银24万两扣下8万汇往自己家中。一般士兵每日仅得老米斤余，钱三十文，但能养命不能裹腹。枪炮药子多是假冒伪劣，内多和以蜡泥。丰升阿的军队更是以“不禁磕碰”出名，被百姓戏称为“鸭蛋兵”。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呢？卫汝贵老婆，写给老公的信，更被日本收获后，视为至宝，弄到自己的教材中，教育自家子弟了。信中云：“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 意思很简单：“亲爱的老公，咱官不小了，早当上大统帅了。咱钱也不少了，够咱享福了。咱年龄也不小了，打仗的时候要放聪明些，别往前头冲，给我往后缩啊。”有这么贤慧的妻，卫大统帅当然不含糊。平壤之战一开，他与叶志超弃城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当然，不几日就领兵从鸭绿江跑回中国大陆了，这点方向感还是有的。

对于平壤之战，马士如此评价：“中国将帅之中只有左宝贵一人曾经表示出一点个人的勇敢，却没有一个人表现过一点将才。有一位叶提督（叶志超）率同他来自牙山的军队，在第一天傍晚就想悬挂白旗。” 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才怪呢。与此同时，中国北洋海军也是一败再败。日本鬼子就跟着进了中国本部，中国还是一败再败。导致袁世凯在写给弟弟袁世彤的家书中，说自己净与周馥“跟人蹭跑”了，“无谓之至，然也不敢启齿请归。” 一句话，别说前线了，就是他这个搞后勤的，都快跑成田径运动员了，从九连城到凤凰厅，到辽阳，到新民厅，一直到山海关。这一切，估计又伤他的自尊，又会让他痛感国不富兵不强的后果。所以他建议曰：“事势至此，惟停战议后，徐图报复，较合算”。 事实上，也不用他建议了。中方败了，且败得很惨，见好的时候，它不会收，见孬的时候，它还是知道收的。

聊可自慰的是，在前敌与淮军将领聂士成、宋庆和湘军统帅刘坤一等时常接触，大家一致看好他，认为他有知兵的本事。

政府先是派了些无名小卒，前往日本求和。日本政府理也不理，给他们一个冷屁股，并点名要恭亲王或者李鸿章出面。恭亲王那么尊贵的血统与身份，当然不能亲自卖国，于是只有李鸿章出面了。鸿章也是破罐破摔了，中法战争时，清议派就叫他卖国贼秦桧了。并且以很大的智力优越感与道德优越感俯视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嬬皆知，唯独李中堂一无所知”。 清议派说得也对，他们自己就是妇孺之见，不只对中外情事一无所知，对李鸿章的苦衷更是一无所知。李鸿章当然委屈了，我说不打吧，你们非要打；打又打不过，过后还得我擦屁股；我擦屁股也就罢了，你们转过头骂我卖国；有本事你们来啊。可惜没人给你讲这理。李鸿章签约回来后，诸多爱国人士叫嚣，杀李鸿章以谢天下。

李鸿章遭遇伤害，袁世凯也饶不过，诸多人把他骂作罪魁祸首！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不说清朝时人，现在我们理清了没？理着理着，你都可能先摊上一个卖国贼的称号。中国外御不行，但是在发掘汉奸、卖国贼方面，则从来不弱。这也是一种很奇怪的中国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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