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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井冈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崛起的圣地
书名： 解读井冈山 作者： 晓山 本章字数： 5827 更新时间： 2024-11-12 10:10:17

井冈山是“天下第一山”。可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这座大山却被历史尘封了数千年而无人问津。

然而，井冈有幸，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以超凡的睿智和胆识，选择井冈山构建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才将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大山打造成世人敬仰的名山，吸引了一代代、一批批国内外的朝圣者。

毛泽东与井冈山有不解之缘。毛泽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井冈山是毛泽东踏上军事生涯和崛起的圣地。

（一）毛泽东崛起前的政治生涯

毛泽东在上山前，已从一个书生转变成职业革命家。但这时的他，还没有触及中国革命农村根据地，还没有研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问题，还没有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五四时期，毛泽东是个25岁的热血青年，在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文化运动的论争中，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接受了当时中国思想界两位巨人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从主张设立“湖南共和国”，到创办新民学会、共产主义小组，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向。

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实际上从事的是文化书社的一些工作。他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

青年毛泽东当然不是凡夫俗子，而是有着远大抱负的智者。这从他当年在新民学会期间给在法国的蔡和森的回信中可见一斑。毛泽东的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复信告知蔡和森，关于组党一事陈独秀等正在进行，并称赞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共产党》“旗帜鲜明”。

建党初期，毛泽东以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党的一大，并同周佛海一起担任会议记录，在会上却“很少发言”，只介绍过一些湖南小组的情况，经常一个人陷入沉思。据李达回忆，有代表还说毛“是一个书呆子”。一大以后，毛泽东曾萌发了赴俄留学的念头。他曾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栏内填写道：“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预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但后来未能如愿。

不久，毛泽东着手创建湖南地方党组织，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任书记）。毛泽东还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并七次来到安源，同李立三、刘少奇一道，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

党的三大后，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担任中央局秘书，第一次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工作，时年30岁。当时的中央局就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即书记）。毛泽东深得陈独秀赏识，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被中央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部长汪精卫），创办了《政治周报》，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的重要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蒋介石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提出“整理党务案”后，面对野心勃勃、正在扩张的国民党新右派，毛泽东离开国民党代理中宣部长的位置，回湘养病，开始将目光和精力投向一个新的革命舞台——中国农民运动。

（二）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1923年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中共召开三大时，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了农民问题，指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他呼吁“中共要注重农民问题”。但当时三大的重要议程，中共中央关注的热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农民问题还没有提到党的议事日程。毛泽东本人因忙于党内的中央局秘书事务，也无暇顾及农民运动。直到1924年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期间，亲自感受到韶山农民的战斗性，才开始做农民运动。翌年11月间，毛泽东回到广州填写个人履历时概括说：“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栏填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可见，毛泽东到1925年才“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从此以后，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开始全身心地研究农民问题，投身农民运动。

1926年元旦，33岁的毛泽东开始从理论上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指出，分析社会各阶级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文章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他的这一分析是立足于对湖南尤其是韶山地区农民实际情况的观察与判断。

是年3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积极筹办农讲所。这是毛泽东从事和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实验基地。

1926年5月初，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林伯渠主持，所长毛泽东报告农讲所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形。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妇女部长何香凝、文科学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彭湃、共产党代表彭述之等。农讲所有学生300余人，来自20个省区，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农讲所注重：（1）进行系统理论教育，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2）加强课外理论研究。（3）进行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曾主持拟订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4）组织学生到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如海丰等地实习。（5）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军训时间占全课程的1/3。毛泽东在农讲所建立了中共和共青团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团员。

毛泽东还亲自为农讲所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共授课23小时。讲稿总结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讲稿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若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1】

农讲所是毛泽东从事和领导农民运动初始阶段的一大亮点。关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念特刊》有如下记载：创办农所，“当时首倡此议的，乃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三省党部自然都表赞同”，“并由湖南省党部提议，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筹划进行”。筹备处于1927年1月16日在武昌成立，筹备委员为毛泽东、周以栗、陈克文。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定，将筹备中的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北伐战争的胜利高潮中，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在北伐战争中的蓬勃发展感到十分欣慰，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文章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城市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的工作，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指出：“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文章希望能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2】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革命同志注意。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中央宣传部的杨牧之依据毛泽东此文的意见增添宣传内容，并到黄埔军校讲演。

毛泽东在主持中央农委工作期间，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提出以湘、鄂、赣、豫四省为重点，然后将农民运动推向全国的重要主张，并赴南昌、武汉、长沙等地，联络商办有关农运事宜，时任北伐军政治部要职的郭沫若称毛虽“静如处子”，却很干练。

1927年春，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运，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写就了两万余字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热情推介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评价很高。1927年五六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向导》刊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写道：“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同时，还十分关注和支持江西等地的农民运动。当蒋介石指令国民党右派在南昌组建“AB团”来组织反攻时，江西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致电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称：江西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江西AB团首领段锡朋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企图把农协夺到他们手里，如何对付？毛泽东复电说：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经过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斗争，AB团没有得逞。大会选举方志敏等13人为省农协执行委员。

（三）毛泽东“找到了出路”

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曾作《菩萨蛮·黄鹤楼》一词，抒表心迹：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曾作批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毛泽东是如何“找到了出路”的呢？是蒋介石把他“逼上梁山”的。

风云突变。蒋介石、汪精卫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击碎了毛泽东开展全国“农民运动”的设想。大革命的惨败使毛泽东在险象环生的绝境中，萌发了“上山”的想法，坚定了“上山与绿林交朋友”的构想，找到了挽救和发展中国革命的出路。

在受命领导和发动湘赣边秋收暴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曾在浏阳遇险，差点被民团押去“处死”，幸得毛泽东睿智及一位农民朋友的帮助，方逢凶化吉，幸免一难。

相关链接：毛泽东浏阳遇险

关于这段脱险情节，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详细讲述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

“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邻县。我身边的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秋收暴动失利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将“溃不成军”的起义部队引兵井冈，在井冈山安营扎寨，首创“工农武装割据”大本营。后来，又实现了“朱毛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首次出任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军委书记、湘赣边特委书记等，经浴血奋战，顽强拼搏，终于冲破四周白色恐怖的包围，成功地创建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演出中国革命舞台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戎马生涯，同时也开始了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伟大探索！

毛泽东是在井冈山开始崛起，统兵割据，走向胜利的。

综上所述，本章对“天下第一山”的解读，应该得出如下结论：

从宏观上看，如果以“第一”来概括的话，可以认定：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培育的优良革命精神传统的“第一个源头”，井冈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座历史丰碑”，井冈山开始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

这也就是井冈山称誉“天下第一山”的深层内涵和历史底蕴。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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