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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间或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二者价值比例之变动
书名： 国富论：全译本 作者： （英）亚当·斯密 本章字数： 14405 更新时间： 2024-06-05 13:17:35

随着改良的深入和农耕水平的日益提高，粮食越来越丰富，人们对一切有实用价值的和用于装饰的非食物的土地产物的需求必然会增大。因此，可以预期到，在改良进程中，这两种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只有一种变化趋势，那就是，和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的价值相比，间或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的价值会不断地增长。随着技术及产业的进步，人们对衣服和住宅用料，地下有用的化石、矿物，乃至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它们所能交换到的食物也在逐渐增多，也就是说，它们的价格会逐步提高。以上所述，是大部分事物的一般情况，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导致其中某些物品的供给增加到大大超过它的需求的话，上述情况就是适用一切场合的必然现象。

比如说，砂石矿的价值必然会随着附近地区改良的进步以及人口的增多而提高；如果这附近只有唯一一座砂石矿，情况更是如此。然而对银矿来说，即使方圆千里之内没有第二座银矿，它的价值也不一定会随着所在国的进步而提高。砂石矿所产矿物的市场，通常局限在周围数里以内，它的需求通常与这片小区域的进步与人口数量成比例，而银矿所产银的市场却可以遍布全世界。因此，白银的需求不会因银矿所在国或邻近的某个大国的进步和改良而增加，除非全世界各地都有较大进步，人口都在增多。即便全世界都有了进步，如果在这进步的同时发现了比之前任何矿山都富饶得多的新矿山，那么即使白银的需求有所增加，但由于供给量增加得更多，白银的真实价格还是有可能降低，一定量的白银（例如1磅白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所能购买的商品，或者说其所能换来的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谷物量），也可能会随之减少。

白银在世界上所有商业和文明地区都有市场。

如果白银的市场需求因为改良而增加，但白银供给量却不按同一比例增加，那么，白银的价值就会上升——一定量的白银将能换得更多的谷物量，也就是说，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会因此而不断下降。

相反，如果由于某种偶然意外，在好多年中，白银供给的增加量比需求的增加量更大，那么银价就会逐渐下降。也就是说，尽管一切都在不断进步，而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却会逐渐上升。

而如果白银的供给和需求同步增加，那么等量的白银就能继续购买或交换几乎同等数量的谷物。尽管一切都在不断进步，而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却几乎保持不变。

以上三种假设，涵盖了在社会进步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如果我们以法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来判断，那么在过去的4个世纪中，这三种不同的假设在欧洲市场上全都发生过，并且发生的顺序几乎和我们所列的相同。

顺便谈谈前4个世纪银价的变动

第一期

在1350年和以前的几年间，英格兰小麦的平均价格，估计大约都不低于陶衡银每夸脱4盎司，约合现在的英币每夸脱20先令。之后小麦价格似乎降至每夸脱2盎司，约合现在的英币10先令。这个价格，估定是始于16世纪初叶，并且直到1570年，都还是这个价。

1351年，即爱德华三世二十五年，英国制定了所谓的《劳动法》。这部法在前言中严厉指责了要求雇主增加工资的那些雇工蛮横无理。它规定：一切雇工和劳动者，今后都得满足于爱德华三世二十年及此前4年的一般工资与配给（在当时包含衣服和食物两项），而配给小麦在任何地方的估价都不超过每蒲式耳10便士，并且雇主有权选择支付小麦还是货币。每蒲式耳10便士的价格，在爱德华三世二十五年是一般小麦的合理价格，因为有特殊法规迫使雇工们接受它作为代替配给食物的价格，这个价格在10年前的爱德华三世十六年也被认为是合理的。然而，爱德华三世十六年的10便士中含银大约陶衡半盎司，相当于现在的英币半克朗。所以，陶衡4盎司白银，也就是当时的货币6先令8便士、现在的货币20先令，在当时必定被认为是每夸脱即8蒲式耳小麦的适中价格。

对于当时谷物的普通价格，法律提供的证明肯定比历史学家和作家们记录的某年份的谷价更可信，因为这些人记载的，常常是偏高或者偏低的价格，所以依据他们的记录来判断当时的一般价格不太容易。另外，还有别的证据足以表明，14世纪初及此前数年的小麦一般价格必定不低于每夸脱4盎司，其他各种谷物的价格，也可依此类推。

1309年，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拉尔夫·德·伯恩曾摆过一场就职筵席。威廉·桑恩记录了这次筵席的食物清单，这次消费的食物有：一、小麦53夸脱，价值19镑，即每夸脱6先令2便士，约合现在的21先令2便士；二、麦芽56夸脱，价值17镑10先令，即每夸脱6先令，约合现在的18先令；三、燕麦20夸脱，价值4镑，即每夸脱4先令，约合现在的12先令。这里的麦芽和燕麦价格，似乎比它们平时对小麦的比价略高。

这项有关价格的记载，并非因为其异常高昂或异常低廉，只是对一次大规模宴会消费品实际价格的偶然记载。

1266年，也就是亨利三世五十一年，一项关于面包和麦酒法定价格的古代法令被恢复使用了。在法令的前言中，亨利三世说，此法令是他的祖先，也就是从前的英格兰国王制定的。据此，该法令至少制定于亨利二世时代或诺曼征服时代。此项法令对面包价格的规定，是以当时的每夸脱1先令～20先令的小麦价格为基准的。但是，这法令想必会考虑到实际中或高或低偏离一般价格的情况，因此，设若当时10先令含有陶衡6盎司白银，相当于现在的货币30先令，在这个法令制定之初，必定被认为是一夸脱小麦的合理价格，并且直到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仍是如此。因此，我们假定这个价格不低于法定面包最高价格的1/3，即不少于含陶衡4盎司白银的当时货币6先令8便士，大体上应该不会出错。

因此，根据以上这些事实，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在14世纪中叶及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小麦的平均价格或一般价格应该不会低于陶衡4盎司白银1夸脱。

14世纪中叶～16世纪初，人们认为小麦的适中价格，即一般或平均价格，似乎已经降至上述价格的一半，约为陶衡2盎司白银，合现在的英币10先令，直到1570年，基本都是保持这一价格不变。

在诺萨伯兰亨利伯爵1512年的家务账目中，小麦的价格有两种，一种是每夸脱6先令8便士，另一种是每夸脱5先令8便士。那时的6先令8便士含陶衡2盎司白银，约合现在的货币10先令。

从爱德华三世二十五年以至伊丽莎白在位之初这200余年间的诸多法令看来，小麦的一般价格（或者说平均价格，也就是所谓的适中价格）一直都是6先令8便士。但是，在此期间内，一系列银币改革使这个名义金额中的实际含银量不断下降。幸而银价的增加弥补了含银量的减少。因此，名义金额含银量的减少并没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

1436年，法律规定，当小麦价格低至每夸脱6先令8便士时，无须经过特许，就可出口小麦。1463年法律又规定，当小麦价格低至每夸脱6先令8便士时，就禁止进口小麦。当局认为，当价格很低的时候，就算任由小麦随意出口也无妨，但若麦价上涨，那么允许小麦进口无疑是明智的。因此，6先令8便士，相当于现在13先令4便士的含银量（该含银量，比爱德华三世时代同一金额所含的银量已减少1/3），被认为是当时小麦的适中价格。

菲利普国王和玛丽女王第一年及第二年的法令和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第一年的法令都规定，当小麦价格超过每夸脱6先令8便士时，便禁止其出口。当时的6先令8便士并不比现在的6先令8便士多2便士的含银量。但很快当局就发现，等到价格如此低的时候才不限制其出口，实际上就等于完全禁止小麦出口。于是，1562年，即伊丽莎白第五年，又规定当小麦价格不超过每夸脱10先令时就可以随时经指定的港口出口。那时的10先令和现在的10先令含银量几乎相等。所以，这6先令8便士的价格，被认为是当时所谓的小麦适中价格，这和亨利伯爵家务账目中记录的价格大体相符。

法国的情形亦与此类似。据杜普雷·德·圣莫尔和《论谷物政策》一文的作者说，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该国的谷物平均价格比过去2个世纪低得多。在这个时期，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谷价或许也同样下降了。

白银相对于谷物价值的升高，或许完全是由于供给保持不变而需求却随农业生产的改良和进步而增加；或许完全是由于需求保持不变而供给不断减少的缘故，因为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现的大多数银矿都被开采殆尽，故而开采费用大幅提升；或许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15世纪末期到16世纪初期，欧洲多数国家的政治局势都比过去的几个世纪稳定。社会稳定性增加了，自然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改良的提高，对贵金属和其他装饰物以及奢侈品的需求，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相应增加。更多的年产物必然要求更多的货币来使其流通。富人多了，对银器及其他银制装饰品的需求就更大了。并且，当时供应欧洲市场的大部分银矿都被开采殆尽，而开采费用大幅提升也是顺理成章的。

论述古代商品价格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自诺曼征服时代开始，甚至从尤里乌斯·恺撒入侵时代算起，直到美洲众多银矿被发现，白银都在不断贬值。我想，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见解，一方面是基于对谷物与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观察和分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种通俗观念——所有国家的银量，都会随国家财富的增加而相应增加，银的价值，也会随数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

在考察谷物的价格变动时，有3种情况经常会误导他们：

第一，在古代，几乎所有地租都是以实物支付，即支付一定量的谷物、家禽或牲畜等。但是，地主有时会规定，对于年地租，他可以任意要求佃户是用实物来支付还是用同价值的一定数额货币来支付。这种以货币代替实物支付的价格，在苏格兰地区被称作换算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要实物还是要货币，都由地主全权决定，因此，出于对佃户风险的考虑，这个换算价格必须低于平均市场价格，而不能高于它。所以，大部分地方的换算价格，都比平均市价的一半略高。时至今日，苏格兰大多数地方的家禽地租，以及某些地方的牲畜地租依旧沿用这种换算办法。如果不是施行了公定的谷价制度，那么，谷物地租恐怕也会一直沿用这个办法。所谓公定谷价，就是谷价公定委员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每年都会按照各郡市场谷物的实际价格对不同品质的谷物评定出一个平均价格。有了这一制度，在换算谷物地租时，都会依照当年的公定价格而非其他任何价格；因此，佃户们得到了较好的保障，而地主也觉得大为方便。收集古代谷物价格的学者们往往把这种换算价格误认为是谷物的实际市场价格。弗利特伍德就曾自曝犯过这种错误。可是，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从事著述的他，在这种换算价格被使用了15回之后才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那时候，小麦的换算价格为每夸脱8先令。在1423年，也就是着手研究的第一年，8先令所含的银量与现在的16先令货币所含的银量相同，但在1562年，也就是他结束研究的那一年，8先令的含银量则与现在8先令的含银量相同。

第二，古代一些关于法定价格的规定，有时因为抄写者的懒惰懈怠和马虎潦草，有时由立法者订立时的草率，难免不尽详明之处，这就很容易误导上述学者。

从前那些关于法定价格的规定，总是在起初时规定小麦和大麦处于最低价时面包和麦酒的价格，后来再进一步规定，超过这个最低价时面包和麦酒的价格。可是，抄录人员常常认为，抄录一开始规定的三四个最低价格就行了，这样做一方面因为他们想偷懒，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想是这样）这已经足以明确较高的价格所应遵循的比例了。

比如，制定于亨利三世五十一年的面包和麦酒法定价格法令，就是按照小麦每夸脱1先令到20先令不等的价格来规定面包价格的。可是，在拉弗赫刻印相关法令汇编之前，所有的法律汇编手抄本中，都没有收录小麦12先令以上的面包价格。因此，被这些不完全抄本误导的学者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当时小麦的一般价格为每夸脱6先令，即合现在的货币18先令。

再如，在大约同时制定的关于囚车和枷锁的法令中，按照大麦每夸脱2先令到4先令不等的价格来规定麦酒价格，每上升6便士调整一次。但是，4先令并不被认为是当时大麦通常达到的最高价格，它只是被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较高或较低价格的情况下应遵循的比例。我们可以从该法律最后的一句：“Et 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可以看出，它的表达虽欠精确，但意思足够明了，其意思是说：“这样，麦酒的价格应当随着大麦价格每6便士升降的变动而增减。”立法者在制定这项法令时，就像上述的抄录人员一样疏忽。

苏格兰古律书的一个古老抄本中，有一项关于法定价格的法律，按照小麦每波尔10便士到3先令不等的价格来规定面包的价格，苏格兰的1波尔相当于英格兰的半夸脱。在制定这项法律的时候，苏格兰的3便士约合现在的英币9先令。拉迪曼先生似乎据此断定，3先令就是当时小麦的最高价格，20便士、1先令，至多2先令，则是其一般价格。但是，对照抄本一看我们就会明白，这些价格不过是作为例子来说明小麦和面包的价格比例的。所以这法令最后说：“reliq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scripta habendo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意即：“其余情况，按照上面所提到的谷物价格来判断。”

第三，由于在远古时代小麦曾以极低的价格出卖，学者们由此认为，既然当时小麦的最低价格能比后来低那么多，那么其一般价格肯定也会比后来低得多。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发现，正如远古时代的小麦最低价格能比后来低那么多一样，当时的小麦最高价格也可能比后来高得多。例如，在1270年，弗利特伍德提到了小麦的两种价格：一种是每夸脱4镑16先令，合现在的14镑8先令；另一种是每夸脱6镑8先令，合现在的19镑4先令。如此之高的价格，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都不曾见过。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而且在动荡、混乱社会变动得尤为剧烈。在这种社会里，商业中止、交通断绝，一地的富饶无法抵消和救济另一地的贫乏。12世纪中期到15世纪末期，在金雀花王朝统治下，英国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可能一个地区很富饶，而相邻的另一地区却由于自然灾害或外族入侵，而陷于灾荒和饥馑。如果这两个地区之间插入某个敌对的贵族，那么前者就无法对后者施以援手。到了15世纪后半期和16世纪，由于都铎王朝的强力统治，就没有任何贵族强大到敢于扰乱社会治安了。

在本章末尾，读者将会看到弗利特伍德收集的1202～1597年（包括这二年在内）的所有小麦价格表，他把这些价格换算为现在的货币，并按照年代顺序分为7组，每12年为一组。每一组的末尾，都标明了本组12年间的平均价格。这个时期很漫长，弗利特伍德只能收集到其中80年的价格，其中最后一期还缺少4个年份。所以，我按照伊顿学院的记录，又增补了1598年、1599年、1600年及1601年这4年的价格。从这些数字中，读者可以看出，从13世纪初一直到16世纪中期以后，每组小麦的平均价格都在逐期下降，到16世纪末期，又逐步上升。弗利特伍德所收集的价格大多是比较引人关注的过高价格或过低价格，因此，我不敢说从他的这些价格记录中就能得出很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它们还能证实一些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一直在试图阐明的。弗利特伍德似乎和其他大部分学者一样，都相信在此期间由于银产量日益增多，银价在不断降低。但他自己收集的谷物价格却和这个观点有矛盾，反而和杜普雷·德·圣莫尔的看法以及我的观点完全吻合。弗利特伍德和圣莫尔这两位学者都勤勉地致力于收集古代的各种物价。尽管他们两人的意见相左，但令人诧异的是，他们二人所收集的事实——至少就谷物价格来说——非常一致。

但是，有智慧的学者之所以能推断出远古时代银的惊人价值，依据的并非是谷物的低价，而是其他众多土地生产物的低价。在原始时代，谷物被认为是一种制造品，比其他大多数商品都昂贵得多。我想，这里所说的其他大多数商品，主要指的是家禽、牲畜及猎物这类物品。在匮乏的原始时代，它们的价格无疑会比谷物低得多。但这种低廉并不是银价过高造成的，而是因为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就低。这并非因为在那个时代白银能购买或代表比现代进步社会更多的劳动量，而是因为当时这类商品能购买或代表的劳动量比在现代进步社会少得多。西属美洲的白银肯定比欧洲低廉，即在原产国肯定比在进口国低廉，因为出口国要加上长途水陆运输的运费和保险费。然而乌诺阿却说，不久之前，在阿根廷的首都，从400头牛中精挑细选出一头来，价格也仅为21便士半。拜伦则说，在智利的首都，一匹骏马的价格为英币16先令。在土壤肥沃并且大部分区域未实行农耕的国家，家禽、牲畜和猎物都很容易由极少量的劳动来获得，因此，它们所能交换的劳动非常有限。这类商品在当地以低价出售，并不能说明那里的白银价值很高，而只能证明那里的这类商品本身的价值很低。

有一点我们当谨记：衡量白银及其他所有商品的真正尺度，不是任何一件或者一类商品，而是劳动。

在荒野遍布、人口稀少的国家，自然生产的家禽、牲畜以及各种猎物往往大大超出居民的需要量。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一般会超过需求。所以，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类商品所能代表或所能购入的劳动量是大不相同的。

无论社会处在何种状态，也无论其处在哪一发展阶段，谷物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但是，人类劳动的平均产量总是和人类的平均消费量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平均供给和平均需求大体处于平衡状态。而且，不管在哪个改良阶段，在同一气候条件下的同一块土地，要生产同等数量的谷物，所需要花费的平均劳动量也几乎是相同的，或者说，需要付出近于等量之代价。因为，在改良耕作之后，劳动生产力虽然有所增加，但由于牲畜等主要农具价格的不断上涨，会部分或全部抵消这个增加。由此，我们可以确信，在社会任何状态下和任何改良阶段，等量的谷物要比任何别的等量土产物更能代表或购买等量的劳动。所以，我在前面就说过，在社会改良和财富积累的任何阶段，谷物都是比其他任何商品更为准确的价值尺度。所以，在上述各阶段，与银进行比较时，谷物比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更能准确地反映银的真实价值。

另外，在所有文明国家里，谷物或者别的为大众所普遍喜爱的粮食，都是劳动者的主要生活资料。随着农业的推广，各国土地所生产的粮食都远多于动物性食物，而各地的劳动者一向都是以最低廉和最丰富并利于健康的食物作为主要生活资料。除了最富庶的国家或劳动报酬极高的地方，肉类在其他地区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中只占一个极小的部分，家禽所占比例更小，猎物则算不上是一种食物。在法国，乃至在劳动报酬略高于法国的苏格兰，贫穷劳动者除非逢年过节或其他特殊场合，否则很少能吃到肉食。所以，劳动的货币价格基本不受肉类或其他土地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的影响，而受作为劳动者的主要生活资料的谷物平均货币价格的支配。因此，金与银的真实价值，也就是金银所能换得或支配的真实劳动量，不由金银所能购买的畜肉量或其他土地生产物的量来支配，而在基本上是由金银所能支配的谷物量决定的。

但是，上述这种粗略观察，不可能使那么多聪明学者受误导，除非他们同时受到一个普遍却没有任何依据的观念的影响，即各国的银量都随着财富的增加而自然增加，因此导致银的价值不断下降。

任何一个国家中贵金属的数量增加，原因不外乎两个：一，出产贵金属的矿山产量增加；二，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就是劳动年产物的增加。前一原因无疑和贵金属的价值下降有关，但后一原因却与其无关。

由于发现了更富饶的矿山，能够向市场提供的贵金属会大幅增加，而增多后的贵金属总量所能换得的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数量，如果仍和以前一样多，那么单位数量的贵金属所能交换的商品量必定少于从前。因此，一个国家贵金属存量的增加，如果是因为矿山产量的增加，那就必然会导致贵金属贬值。

反之，当一国财富增加时，即该国劳动年产物逐渐增多时，会有更大数量的商品流通，这必然要求更多的货币。由于人们的购买力增强，即有了更多的商品用于交换，他们自然会购买越来越多的金银器皿。他们的铸币数量因为需要而增加，他们的金银器皿量因为追求虚荣和奢华而增加，而各种精巧的雕像、绘画和其他奢侈品、珍奇品的数量，也可能由于相同的原因而增加。然而，正如雕刻家与画家在繁荣富裕时代所获得的报酬不会低于贫乏萧条时期一样，金银的价值在繁荣富裕时代也不可能比贫乏萧条时期低。

如果新的更富饶矿山的间或发现并没有导致金银价格下降，那么，由于金银价格会随着所在国财富的增长而自然上升，因此，不管矿山的状态怎样，富裕国家的金银价格总是会比贫国的金银价格高。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金银也自然要寻找最高价格的市场，而对其他所有商品都能够支付起最高价格的国家，通常也能对金银支付最高的价格。应当牢记，支付所有商品价格的说到底还是劳动。在那些对劳动能支付优厚报酬的国家里，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存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但是，金银在富国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肯定比在贫国多，也就是说，金银在生活资料充裕的国家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肯定比在生活资料匮乏的国家所能购买到的多。如果这两个国家相距很远，这个差异便会很大，这是因为，虽然金银会自动从恶劣的市场流向良好的市场，但如果距离太远，巨大数额的金银还是存在运输障碍，那么，两个国家的金银价格自然很难达到同一水平。如果这两个国家离得很近，由于运输方便，金银价格的差额便会很小，甚至可能看不出来。中国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富裕得多，而中国生活资料的价格和欧洲相比差距巨大，中国的米价远低于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英格兰富裕程度远超苏格兰，但两地的小麦价格差异却很小，只是略有不同而已。单就数量来看，苏格兰产的小麦似乎一般都比英格兰产的小麦价低，但是就品质而言，苏格兰产的小麦却应该比英格兰产的小麦价高。苏格兰几乎每年都从英格兰进口大量的小麦。无论什么商品，其价格在输入国通常总是比原产国高些。因此，英格兰小麦在苏格兰的售价肯定会高于英格兰。但是，从品质来看，也就是从小麦所能制成的面粉或食物的数量和品质来看，在苏格兰出售的英格兰小麦一般不能比苏格兰小麦的价格更高。

中国与欧洲的生活资料价格差异很大，劳动的货币价格差异更大。在欧洲，劳动的真实报酬要高于中国，这是因为欧洲大多数国家处于进步和发展状态，而中国则似乎处在停滞状态。苏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也低于英格兰的劳动货币价格，这是因为苏格兰虽在不断进步，但不像英格兰那么快。苏格兰人移居外国的很多，而英格兰人向外迁移的不多，足见这两地对劳动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别。应该记住，各个国家不同的劳动真实报酬的比例，与其实际的贫富程度无关，而取决于各国是处于进步、退步仰或是停滞状态。

金银在最富裕的国家自然具有最大的价值，而在最贫穷国家自然具有最小的价值。在最贫穷的野蛮民族中，则几乎没有价值。

谷物在大城市总是比在偏远地区昂贵，但这昂贵不是银价价格低落造成的，而是谷物本身实际价值高昂的结果。把银运往大城市，并不比运往偏远地区所耗的劳动量少，而把谷物运往大城市，需要的劳动量却多得多。

在一些富裕的商业国家或城市，比如荷兰和热那亚，谷物价格高昂的原因和大城市谷物价格高昂的原因是一样的。它们生产的谷物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那里的优势在于技术工人和制造工人的技能熟练，在于各种简化劳动与节省劳动的机器，在于运输船只，在于其他所有的运输工具与商业方式。但是它们却缺乏谷物，必须依靠从遥远国家进口来满足需要，因此谷物的价格必须加上从原产国运输而来的花费。往阿姆斯特丹运送白银，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比送往但泽多，而往阿姆斯特丹输送谷物所需的劳动量却多得多。所以，白银的真实成本在两地基本上是一样的，而谷物的真实成本在两地却有巨大差别。假设荷兰或热那亚的居民人数是稳定的，而实际富裕程度在下降，从遥远的国家进口谷物的能力也会降低，那么，白银存量必然会伴随着这种衰退而减少，可能是衰退造成了银量的减少，或者是银量的减少造成了衰退，反正谷物的价格非但不会随着银量的减少而降低，反而会有所上升，甚至升高到饥馑年份的价格水平。当我们的必需品短缺时，肯定要放弃那些非必需品。非必需品的价值在穷困年代会下降，就像它们在富裕繁荣时会上升一样。必需品就不同了，它们的真实价格，即其能换得或支配的劳动量，在贫困年代会上升，而在繁荣富裕年代会下降。繁荣富裕的时代总是物资大丰富的时期，否则就不能称为繁荣富裕时代。

所以，从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无论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引起的贵金属数量的增大程度怎样，都不可能使英国及欧洲其他任何国家出现贵金属贬值的倾向。因此，那些收集古代谷物价格的学者，如果根据对谷物或者是其他商品价格的观察断定这一时期内白银贬值了，显然是缺乏根据的，而根据假设中的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来判断这一时期白银贬值，理由就更加不充分了。

第二期

尽管各位学者对于第一期银价变动的观点是那么不同，但他们对于第二期银价变动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从1570年到1640年大约70年的时期内，白银与谷物价值的比例，变动方向完全相反。这一时期，白银的真实价值在下降，也就是说，它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比从前少了；而谷物的市场价格却上升了，先前的价格是一夸脱2盎司银，约合现在英币10先令，当前的售价则是一夸脱6盎司或8盎司，约合现在英币30先令或40先令。

造成这一时期内白银对谷物比价下降的唯一原因，似乎就是美洲富饶的新银矿的发现。对此，大家的意见都颇为一致，对于银的比价降低这个事实以及其中原因，从来没有产生过争议。在这个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在产业与改良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因此对银的需求大大增加，但是因为供给的增幅远远超过了需求，致使银价大跌。但应该注意的是，美洲银矿的发现似乎并未对英格兰的物价产生什么影响，一直到1570年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依据伊顿学院的相关记载，从1595年到1620年，温莎市场上最上等的小麦合9蒲式耳的一夸脱平均售价为2镑1先令6（1/3）便士，如果舍去零头，再减去总价的1/9，那么合8蒲式耳的一夸脱小麦售价就是1镑16先令10（2/3）便士。同样，从这个金额中舍去零头，再从余数中减掉1/9或4先令1（1/9）便士，就是最上等的小麦与中等小麦的价格差额，由此得到中等小麦价格约为1磅12先令8（1/3）便士，合白银6（1/3）盎司。

依据同一记载，1621年到1636年，在同一市场上，等量的最上等小麦的平均售价，约为2镑10先令。在此金额的基础上，按照上面的扣除方法计算，那么，合8蒲式耳的一夸脱中等小麦的平均售价为1镑19先令6便士，约合白银7（1/3）盎司。

第三期

由于发现美洲矿山而导致的银价下跌，到1630年至1640年间似乎就停止了。似乎从那时起，白银对谷物的比价就从未再下降过。到了本世纪，银价略呈上升趋势，但这种上升，似乎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的。

根据同一记录，从1637年到1700年，也就是上世纪最后的64年间，在温莎市场，合9蒲式耳的一夸脱最上等小麦，平均价格大约是2镑11先令1/3便士。这个平均价格，仅比16年前高1先令1/3便士。但在这一时期，曾有两个事件造成了谷物短缺，并且缺乏程度远远超过自然灾害造成的歉收程度。把银价下跌的影响排除在外，仅仅这两个事件，就足以说明当时的谷物价格略微上涨的原因。

第一个事件乃是内乱，它破坏了耕作，阻碍了商业，导致当时的谷物缺乏程度和价格飞涨远远超过自然灾害造成的歉收。内乱的影响波及整个英国市场，其中以谷物供给必须依靠偏远地区的伦敦所受的影响为最。根据伊顿学院的记录，在温莎市场，合一夸脱9蒲式耳的最上等小麦，1648年的价格为4镑5先令，1649年的价格为4镑。这两年的谷价，比1637年前16年的平均价格2镑10先竟然高出3镑5先令。将它分摊到上世纪最后的64年中，就能充分解释当时的谷价略微上升的原因。这两年的谷物价格虽属最高价格，但由内乱而引起的高价格远不止这些。

第二个事件，是1688年鼓励谷物出口法令的颁布。一般人或许认为，因为有了这种奖励，必会促进耕作，经年累月，总会使谷物产量有所增加的，国内市场上的谷价也会因此而变得低廉。这种奖励措施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谷物增产、谷价降低，我将在后文讨论，现在要说的，是1688年到1700年间的例外。在这一时期中，奖励措施产生的唯一效果是，由于鼓励每年的剩余产品出口，上一年的丰产竟然无法弥补下一年的歉收，因此，国内市场上的谷价反而被抬高了。从1693年到1699年，英格兰境内的谷物短缺，虽然主要是由于恶劣气候造成的，但奖励金措施的施行，无疑加剧了英格兰谷物的短缺。所以，在1699年，谷物出口被禁止了9个月。

在上述两个事件发生的同时，还有第三个事件对谷物价格产生了影响，该事件虽不至于引发谷物的短缺，也没有使支付谷物的实际用银量增加，但确实抬高了谷物的名义价格。它就是由于磨蚀损毁而造成的银币价值大跌。这种流弊开始于查理二世时代，而后一直持续到1695年。据朗迪斯说，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银币，其价值平均比标准价值低了大约25%。但是，衡量一切商品价格的名义金额，并非是受标准银币应含银量的支配，而是受银币实含银量的支配。因此，谷价的名义金额在铸币磨蚀损毁而价值降低的情况下，必然比铸币接近标准价值的情况下高得多。

目前，银币低于标准重量的情况达到了本世纪之最。尽管银币的磨损很严重，但是因为它能与金币兑换，所以金币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它维系价值。在最近一次的金币改革之前，金币虽然也有磨损，但不像银币损毁那样严重。到1695年，银币的价值再也无法靠金币来维持。那时的1几尼金币，通常可换得磨损银币30先令。在最近一次金币改革以前，每盎司银的价格很少能高于5先令7便士，而该价格只比造币厂价格高5便士。但在1695年，银块的一般价格却为每盎司6先令5便士，比造币厂价格高出15便士。因此，就是在最近一次金币改革以前，拿金银铸币与银块相比较，金银铸币低于标准价值的量最多不超过8%，可是据说在1695年，铸币低于标准价值的量一度达到25%。在本世纪初，也就是威廉国王大举改铸以后流通的银币，一定比现在的银币更接近于标准重量。本世纪没有出现像内乱那样妨害农业和商业的重大公共灾难。尽管近数十年间奖励谷物出口的措施肯定会抬高谷物价格，使之高于按照当时实际耕作情况应有的价格，但由于这种奖励措施由来已久，有充分的时间来产生它应有的良好影响、促进农耕发展，增加国内市场上的谷物数量。因此，根据我们后面将要阐明的一种理论，这种措施一方面会略微抬高物价，另一方面，也会使物价稍稍降低。甚至不少人认为，由此引起的降低的程度比提高的程度还要大。根据伊顿学院的有关记录，在本世纪的前64年里，温莎市场上合9蒲式耳的一夸脱最上等小麦，平均价格是2镑6（19/32）便士。这个价格比上世纪后64年间的平均价格低了大约10先令8便士，降幅达25%以上；比1636年之前的16年间（当时美洲富饶矿山发挥的影响力已经得到公认）的平均价格，低了大约9先令6便士；比1620年之前的26年间（那时候美洲矿山的影响力还未充分发挥）的平均价格低了大约1先令。由该记录可知，本世纪前64年中，合8蒲式耳的每夸脱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大约是32先令。

由此可知，本世纪白银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略显上升，而这种上升趋势，或许是从上世纪末之前开始的。

1687年，在温莎市场上，合9蒲式耳的一夸脱的最上等小麦的价格，约为1镑5先令2便士。这是1595年以来小麦的最低价格。

1688年，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知名学者格里戈里·金在经过推算后认为，一般的丰年中，小麦的平均出产价格为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即每夸脱28先令。所谓的出产价格，据我所知，就是契约价格，即农民和商人签订契约，双方约定在一定年限里向商人供应谷物时的交易价格。有了这个契约，农民便可以免去到市场上谈价的费用与麻烦，因此，这个契约价格通常会比人们预估的平均市场价格低。金先生断定，当时普通丰年中的小麦契约价格大约是每夸脱28先令。根据我的了解，在最近一次出现严重歉收以前，这确实是平常收成年份的普通契约价格。

1688年，议会设立了奖励金，鼓励谷物出口。当时立法机关中的乡绅比现在多，他们感觉到谷物的货币价格在不断下降。奖励金措施是权宜之计，他们希望依靠人为手段来迫使谷价提升到查理一世及查理二世时代的水平，所以，在谷价涨到每夸脱48先令之前，奖励金都要继续发放。这个价格，比金先生在同年推算出的收成平年的出产价格高出大约20先令，也就是5/7。如果金先生的推算和他当时所博得的普遍赞誉相符的话，那么，将极歉收年份排除在外，除非借助奖励金这种人为方式，否则每夸脱48先令的价格绝不可能达到。但是，由于当时威廉政府势力尚未稳固，在制定年土地税问题上还有求于乡绅们，如此，当然无法拒绝乡绅们的提议和要求了。

由此可见，白银相对于谷物的价值在上世纪末之前就已略微上升，到本世纪，由于奖励金的作用，这种上升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显著，但是仍在持续。

在丰收年份，因为有奖励金措施对谷物出口的促进作用，谷物自然会保持高价，超过原本应有的价格。而奖励金措施的最主要目的，正是要使谷价即使在最丰收的年份仍有提升，以鼓励农耕。

虽然在谷物严重歉收的年份奖励金停发确系事实，但是，即便在这样的年份，谷价仍不免受奖励金制度的影响。由于奖励金导致了丰年谷物的大量出口，因此，国内就无法实现丰年对歉岁的补救了。

总之，不管是丰年还是歉岁，奖励金都会使谷价提升到在实际耕作状态下自然应有的价格之上。因此，假如本世纪前64年的谷物平均价格比上世纪后64年的谷物平均价格低，那么，在相同的耕作状态下，如果没有奖励金的作用，就一定会低很多。

也许有人说，如果没有了奖励金的作用，耕作情况也许就不大相同了。奖励金措施究竟会对一国农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会在后文作专门说明。这里我想说的是，白银相对于谷物价值上涨更多这一事实并非英格兰的独有现象。在同一时期，这种情况也在法国出现，并且连上涨的比例也几乎相同。三位十分忠实、勤奋而辛劳的谷物价格研究者，杜布雷·德·圣莫尔先生、麦桑斯先生和一位谷物政策论文作者，曾经同时注意到这个现象。

但在1764年以前，法国曾颁布法律禁止谷物出口。同样是谷物价格下降，在一个国家成为奖励谷物出口的原因，在另一个国家却成为禁止谷物出口的原因，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谷物平均货币价格的这种向下滑动，与其归因于谷物真实价值的下降，倒不如归因于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的日渐提升。前面说过，在相当长时期内，谷物与银或其他任何商品相比，是更准确的价值尺度。发现美洲的富饶矿山以后，谷物的货币价格比从前上涨了三四倍。在当时，人们都认为这种变动的原因并非谷物真实价值的提升，而是白银真实价格的下降。因此，对于本世纪前64年间的谷物平均价格低于上世纪大部分年份的谷物平均价格的原因，我们也应该认为这不是谷物真实价值的下降，而是白银真实价值的提升。

鉴于过去10年或12年间谷价持续高昂，人们一度猜想，欧洲市场上的真实银价会继续下降。实际上，这种高昂的谷价明显是气候欠佳造成的，是暂时的偶发事故，而不是经常性事故。在最近10年或12年间，欧洲多数地区的年成都不好。再加上波兰的动乱，许多在谷价上涨年份需要从波兰进口谷物的国家自然陷入谷物短缺的困境。像这种长期的收成欠佳现象虽不常见，但也算不上稀罕。但凡曾经研究过从前谷价的人，都不难列举出类似的例子。并且，连续10年的大荒年，相比连续10年的大丰收，并不少见。1741～1750年，谷物价格很低，与最近8年或10年间的谷价腾飞正好形成鲜明对照。根据伊顿学院的记载，1741～1750年，温莎市场上合一夸脱9蒲式耳的最上等小麦，平均价格低到1镑13先令9.8便士，比本世纪前64年间的平均价格低了大约6先令3便士。照此推算，在这10年间，合一夸脱8蒲式耳的中等小麦，平均价格就是可怜的1磅6先令8便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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